毛泽东1927年的被捕被视作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著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曾经被围剿部队的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所捕。吴越的父亲吴山五十年代是上海市司法局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当时兼任樊崧甫的私人秘书。

据《我的爸爸是冤鬼》记载，樊崧甫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因他指挥作战时总是骑着一匹白马，因此也称“白马将军”。1933年蒋介石发动对闽赣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1934年苏区反“围剿”失败，全军撤退，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又奉命追剿堵截。

就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慎被捕，被押解到樊崧甫的面前。毛泽东否认自己的身份，但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一句话，是否认不了的。不过樊崧甫比宋希濂聪明，宋希濂抓到瞿秋白以后，立刻打电报通知了蒋介石，以致后来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了，想给瞿秋白开脱些许都不可能，蒋介石下令处决，他不得不遵命执行，只能在行刑之前给一些感情上的“优待”。

樊崧甫抓到毛泽东以后，甚至在明确了毛泽东的真正身份以后，根本就没跟蒋介石提起过一个字，因此得到了处理毛泽东的“绝对自由”。第二，樊崧甫虽然是“国军”的军长，但他是“洪帮”中人，对“党争”的认识和兴趣都不是很强，而对传统的“义气”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却十分相信。因此，毛泽东能够通过游说打动他，让樊崧甫拿他当老百姓发给路费放了。

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对秘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没有遵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直到上海解放，才被放了出来；而上海解放之后，对他这个当年围剿过苏区的战犯，陈毅市长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而是派专人先去保护他的住宅，后来专门把他请到市政府去谈话，接着请他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