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封建社会中之女性，我们有时可能不免概念化，以为必须遵守“三从四德”。其实下层女子，对于宋明理学的倡导，要看她愿不愿意信奉。倘若她不信那套迂腐的说教，谁也拿她无可奈何。《金瓶梅》第16回写李瓶儿丈夫花子虚死后，急迫欲嫁与西门庆为妾。西门担心李瓶儿大伯子说瓶儿孝服不满。瓶儿道：“他不敢管我的事。休说各衣另饭，当官写立分单，已倒断开了。只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常言‘嫂叔不通问’，大伯管不的我暗里事。”

姑且撇开李瓶儿个人品行不说，单看这“我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则妇女改嫁完全自己做主，别人不能横加干涉。虽说小说是文学作品，但小说反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当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也许李瓶儿是一个特殊个案，“三从”中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李瓶儿都不存在。她是父死夫亡子无。但我们看清人笔记中有关“悍妇”的记载，知道出嫁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有时简直近乎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