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是萧乾的运气，恰逢其时其地，但萧乾来英也真是赶上了时候———西方人对中国最“善意”的时候。作为盟国文化界的代表，出版社约他写了四本英文书，电影公司约写剧本：当时BBC远东部长，正是《1984》的作者奥威尔(George Owell)，约他每周广播一次；作为文化界“援华会”(China Campaign Committee)的贵客，周游英国演说，又成为威尔士(H.G.Wells)等大作家的座上宾；诺曼底登陆后，作为战地记者，又与海明威、威尔逊(Edmond Wilson)、萨拉扬(Sarayan)等，同行于进军行列。
萧乾描写过一桩趣事：在伦敦公共汽车上，邻座发现他是中国人，大声问好，萧乾谢了他。全车听到此人为中国欢呼，都鼓起掌来，萧乾再次起身答谢。这个邻座大概喝醉了，继续发表感谢中国的演说，弄得萧乾恨不得汽车赶快到站。此种民众自发好感，有哪个旅居西方者再有机会享受？
1940年，席卷欧洲的德军有入侵英国的势态，伦敦的外国居民，男性晚八时后上街为违法，萧乾也不例外，正好闭门读书。其间他啃下的书包括赛过天书的《尤利西斯》。1942年东方学院为避轰炸搬到剑桥(当时英德交战双方有个约定，互不炸两座大学城：德国不炸牛津、剑桥，英国不炸海德堡、图宾根)，萧乾就进入剑桥读硕士学位。为作“英国心理派作家”论文，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丈夫列奥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让萧乾直接翻阅抄录她的日记，而福斯特成了萧乾的忘年交———大作家直接指导写自己的论文，今天哪个学生有如此荣幸？论文尚未写完，《大公报》就要他火急赶往欧陆战场。
1949年，萧乾谢绝剑桥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回到北京，参加祖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