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看，徐志摩确实不简单。美国可能把闻一多变成诗人，但他对美国那段生活绝口不提；英国可能把老舍变成作家，老舍对英国绝对无好话。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堂的，真的只有徐志摩一人。韦利在回忆徐志摩时说徐“虽然崇拜拜伦，但为人并没有多少拜伦作风，比如缺乏拜伦的愤世嫉俗”。这个英国学者眼光很准。浪漫文人看来有两种类型：怨艾愤世型、自我得意型。后一种不一定是缺点。后来《新月》的成功，就是仰仗徐志摩的这种品质。张奚若回忆说徐志摩“一生没有仇人。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黏合物”。

萧乾：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

萧乾：

　　世界舞台上的幸运儿

　　那是个青春的时代,那是个神童的时代，那时的文人上五十就被称为“某老”(现在称作中青年)。那时后来在文学史上留下赫赫名声的北新书局，有个十七岁的蒙族送货小伙计，见多了文化人，就动手编编抄抄。他到北大图书馆，一字字抄下刚去世的徐志摩译的曼殊菲尔小说。如此精读，自有心得，于是自己也动手写小说。二十岁成为京派文学新秀，得到机会就读于辅仁与燕京英文系，二十五岁主编名重一时的《大公报》副刊，评定了中国第一次文学大奖，而且目光奇准———诗何其芳、小说卢焚、戏剧曹禺。不久，他自己的长篇《梦之谷》又得文坛激赏。

　　萧乾的一切，都来得那么早，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如果他是书香门第精心栽培，倒也罢了，他却是北京东直门一个蒙族守门人的遗腹子，靠母亲洗衣编织，自己送报送奶做学徒，初中毕业就得自己谋生。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OAS)中国部，本世纪有不少文化名人任过教。萧乾来到东方学院时，年龄尚未三十，已经是中国文化界名人。在这群星中，光彩不让前贤。

　　1939年，萧乾在香港遇到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的于道泉。于当时任教于伦敦东方学院，因故不能再去，推荐萧去伦敦接任。当时二战正要爆发，《大公报》社长胡霖趁此机会委萧乾为该报驻欧记者。于是萧乾成为二次大战中唯一直接报道欧洲战事的中国记者：英国议会关于滇缅公路的辩论、敦刻尔克大撤退、伦敦大空袭(萧乾自己差点被炸死)、英德大空战、V-2飞弹……此后又是给中国读者好消息的信使：诺曼底登陆、强渡莱茵河、进攻柏林、联合国成立、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每件大事，都被他赶上了。由此，《大公报》名声大振，萧乾也创造了长篇国际报告文学这个中国文学新体裁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