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宝钗证道是一定的。至于证道的时间和机缘、在生前或是死后，则不得而知了。这里提出一种假说，宝钗的人生理想和性格特征都同苏轼有可比性。《红楼梦》虽号称“只着意于闺中”，大观园被视为“女儿国”，但我们联系中国文化史，可知曹雪芹笔下的众女儿身上寄托了厚重的文化内涵，他广泛采撷古人（包括男性）的命运和情感用以刻画大观园女儿。譬如第一回脂评曰：“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红学家吕启祥论黛玉的文章中也称：

“林黛玉背后站着一整个人物的系列，包括上文提到的和未曾提到的，诸如西子、王嫱、莺莺、丽娘、飞燕、绿珠、谢道韫、蔡文姬、李清照、叶小鸾、冯小青，以至于素娥、洛神等等。而且不限于女性，诸如心有七窍的比干、直烈遭危的鲧、高标见嫉的贾谊、登仙化蝶的庄生、采菊东篱的陶令，……。她（他）们或是以其姿容秉赋与黛玉相近，或者是以其遭际命运令黛玉同情，或是以其才具修养滋育黛玉生长，尤其重要的是这些高士前贤以其傲骨灵性构成了黛玉个性中优秀的人格积淀。”（引自《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

此证读《红楼梦》不能脱离基本的文化常识。又可证曹雪芹在小说里塑造人物形象并不是象刘学所妄猜的那样从“生活原型”出发，而是依托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充分调动了传统文化的丰厚宝藏，广泛撷取，上下驱遣，从各个角度拓宽和加深人物性格的内涵，使得艺术形象的根须，深植在肥沃的中华文化的土壤之上”，从而赋予了人物以厚重的文化内涵，《红楼梦》的魅力正自此生。所以有的红学家干脆把《红楼梦》定性为“文化小说”。相比之下，刘学的“原型研究”忽视了这种文化属性，堕落到无聊猎奇和伪造八卦，遗弃了小说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因此还是让我们谨记周杰伦的名言“八卦是会过去的，新闻是一时的。生活是永久的，音乐是会留下来的”。

既然香菱之“有命无运，累及爹娘”采自古代无数英雄志士词客骚人的共同命运、黛玉身上寄寓了“心有七窍的比干、直烈遭危的鲧、高标见嫉的贾谊、登仙化蝶的庄生、采菊东篱的陶令”等文化形象，那么宝钗身上再现了苏轼的人生感慨也就很正常了。41回宝钗茶具上特写“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可见她品茶时即在品尝苏轼“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以及雪堂悟道的滋味。

因此我们可以把宝钗结局同苏轼悟道进行类比，推测宝钗与宝玉的“雪堂”生活也有似于苏轼。一方面生活艰苦，如《宋史·苏轼传》：“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寒食诗》谓：“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与脂评透露的二宝落寞“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恰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