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香港有很多行业工会，当工人权益被侵犯时能为工人抗争，实际上是：第一，由于工人的饭碗被资本家控制着，近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在资本家的种种侵犯面前，从克扣工资到性骚扰，员工为了保住饭碗，根本不敢向外界透露；第二，这些行业工会，通常只在集体性的工人权益被侵犯时才有行动，而劳资矛盾中占绝大多数的个别性的劳资矛盾这些行业工会是不能帮忙的；第三，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所谓行业工会，领导权实际在小资产阶级手里，它们和共产主义政党有天壤之别，共产主义政党是要求扎根于无产阶级，要求扩大组织成员的，而这些行业工会是被动地局限于特定行业，根本没有广泛发动工人的意图，因此，对于这些工会，更恰当的评价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介绍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的精妙的比喻――“工业中的行会制度”。

　　在香港，民主权利与消费者权利是同义的。并且因此导致了畸形的香港消费文化，从表面看，香港人物质生活非常丰富，汽车人手一部，不过可能已经抵押出去，在香港，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穷光蛋，够条件的都热中刷信用卡消费，他们不会因为一件衣服不合身而去买新衣服、买衣服纯粹是广告里都说某款衣服好，尽管自己已经负债累累。近年并导致刷爆的负资产一族，真正的原因在于，香港人的民主权利与消费者权利是同义的，你的消费越多，消费内容越高档，也就意味着你享受的民主权利越多，不是因为你是人，而是因为你是消费者，你才享有民主权利。

　　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些其实只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权利――言论自由等等，可以被法律冒充为全民的权利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公布出来，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自由――“劳动自由”――法律却不敢保障，表面看，员工有跳槽的自由，

　　可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工人失业的危险比跳槽的自由来得显著，不错，在香港，一个四口之家可以最多享受10000港元的月综援，按照物价比例比大陆的下岗工人好得多，可是考虑香港很多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而大陆下岗职工基本原来有住房，香港家庭失业等于死亡并不是威胁，而且香港赌风炽烈――相比之下，大陆公民至少都有过劳动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代。不错，香港法律规定的很多自由要高级得多，可是法律掩盖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享有这些自由的事实，从多少比例的人能够享有自由的程度看，香港，实际上是中国最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