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店的大窗子向下面旺角的街道放眼望去，首先看到的肯定是一排排裸露的粉红或粉黄色灯管，它们三五成群地搭成箭头形状，指向一个个阴暗的楼道。这种无字招牌，采花客一看便懂：这就是钟点旅馆，陪欢女郎们被皮条客带来这里交易。彩灯箭头之间，还有麻雀馆(民间麻将馆)，无聊的人到那里进行所谓“怡情小赌”。

　　除了西洋菜街和女人街的廉价服装摊，旺角最自豪的传统是一间间“茶餐厅”。上世纪50年代它们叫作“冰室”，是为众多消费不起正宗西餐的香港市民服务的，后来逐渐加入一些特色食品而自成体系，70年代后改称“茶餐厅”。老字号的“银河”、“丽都”都是我们常去之地，里面菜式单调不变，但也教人满足，因为师傅的手艺和顾客的口味早已配合默契，一杯超级浓厚的奶茶足以证明一切。茶餐厅也是长见识的地方，烟雾弥漫中，时常映现传说中的黑社会人马，他们或一袭黑衣、或赤膊纹身，有的配有粗粗的金链，身边带的肯定不是女朋友，而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小姐”。但千万不要注视他们，否则很可能招来臭骂甚至暴打。在强悍的外表下，他们的内心也许非常脆弱，因为他们早已是社会的落伍者，他们所适应的“时髦”和“道义”早已和窗外的新世界格格不入，所以茶餐厅，也成了他们怀旧的情感庇护所。现在旺角最火的是数码相机专卖店，内地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的“东岸”(取“东方的塞纳河左岸”之意)文学书店处在海味店、服装店、小吃店、麻雀馆和钟点旅馆的包围之中，却并不孤独，短短百米的街道上见缝插针地挤了近十家书店，分别主推戏剧与中国文化、神学、艺术等类书籍。就在“食、色、性”之间，这些书店仿佛一个个得道鸿儒，风雨不动安如山。“东岸”在唐楼的三层，因为楼底高，实际相当于四层的高度，也没有电梯，所以把许多只是路过看看的顾客都拒之门外了，有耐力爬上来看书的，肯定是忠实读者。

　　惨淡经营中，我天天在柜台伏案看书。一天抬起头，看见一张厚嘴唇的脸孔憨厚地对我微笑——除了肤色偏白一点，阿高像极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吉他大师Jimi Hendrix。阿高就在离旺角不远的糕饼店里作面包师傅，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出于对那位已故吉他手的同样热爱，阿高在每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日，带我来到了他隐秘的乐园。

　　那是位于葵兴工厂区一间地下室，被阿高及其乐队租下作为画室和排练房。这样的厂房在九龙非常多，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厂家北移到广东(因为那里的廉价劳动力)，香港原有的工厂区都没落了，剩下上了年纪的老厂房大多空置，以极低的租金出租，结果成了年轻人的乐土。阿高所在的大厦起码有20支地下乐队驻扎，他们并不热衷于登台演出和发行专辑，只是在这些简陋的空间发挥无穷的精力和想象力，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