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变化，最著称者莫过于从“保皇”到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檄文，坚决反对帝制。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称皇帝。在梁启超的策动和他的学生蔡锷讨袁的影响下，各省纷纷竖旗倒袁，最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暴死。这时的梁启超，已认清新时代的潮流：中国不可能再搞“家天下”，不可能再有皇帝。“大抵专制政体，最足以锢人民之良知良能。”康有为帮助张勋为宣统皇帝（溥仪）复辟，而梁启超宣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毅然加入讨伐张勋、康有为的大军。

又如：梁启超对于科学的态度，常被归入“玄学派”，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有过激烈的看法，把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揭露“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今日重温这个观点,不能不佩服梁启超对于中国社会观察之深刻。梁启超“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他这时已变为科学主义者了。

作为新型知识分子,梁启超没有封建士大夫“从一而终”的烙印，他的思想观点与时俱进，这种改变,于国于民均为有利；不是坏事，而是大好事，应该赞扬。

（四）趣—— 趣味、兴趣、志趣

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一开头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他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

梁启超后来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于是对于政界不再感兴趣，而他的志趣专向学界。

梁启超对学问最有趣味。他自述：“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五）广—— 务广而荒、疏而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