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房中术的发展轨迹，单就高罗佩稽考的历代文献来看，即可了然于胸。《新唐书·艺文志》中，绝大部分旧房中书皆收入医书类，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收录其作《房内补益》；《宋史·艺文志》中房中书大大减少，但聊胜于无；至明代，《明史·艺文志》中对房中书一本也未收录；到清代，房中书和“反清复明”的书籍一样，并列为统治当局禁毁之书，用康熙圣谕中的话来讲，即“非圣之书”。房中书作为一种科学普及书籍日益衰落，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房中书的没落，色情书刊和春宫图如疏雨过林，“冲破无边际”，明末的套色春宫版画依然率真坦荡，但隐隐透出猥亵遮掩的苗头。从前在女儿的嫁妆里必备的指导夫妻性生活的房中书春宫图逐渐成为禁绝的、不堪入目的东西。性日益和罪恶感相伴，如影随形，而非快乐与自然。《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一册《西厢记》，一句“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竟也惹得林黛玉微腮带怒、薄面含嗔，直要“告诉舅舅舅母去。”中国古代社会的性文化至此彻底凋零了。性文化的衰落在国人的心理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即高罗佩所言“假装正经”的猥亵心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

最后有一点疑问，据《浪口村笔记》载：《国语·鲁语下》云：“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穆伯，她的丈夫。文伯，她的儿子，二人先后死去，她悲恸之极，放声而哭，早晨为丈夫哭丧，日落后为儿子哭丧，顾颉刚按：“所以示其远情欲也。”不止如此，她还叮嘱儿子的妻妾，“不但勿哭，且当无忧容，用以昭其子之不好内”。传《国语》为左丘明所作，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灭智伯，而左丘明本人乃是春秋鲁国人。按此可推测春秋时已有严格的两性隔离制度，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例外。根据高罗佩的论证，禁止婚床外的一切异性之爱，其严格执行迄于北宋朱熹理学后。到底孰对孰错，有待方家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