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现在“解释学”的过度狂欢，笔者以为，我们的学者文人亟需一种对传统经典的“敬畏”之心，至少在公共领域的交流地要保持这样的姿态。讲话不仅要对市场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至于这种“解释学”的狂欢，笔者以为它还是“转入地下、转向个体”为好，不要在公共领域制造歪曲了的文化意义，毕竟它不是犯了事实的错误，而是犯了价值的错误。

一个开放的社会绝对应该容忍异端的权利，但是异端也不能过分地“解构”社会、破坏文化。也许，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才是消弭越来越多的因解释经典而生的争议的不二法门；也许，这种态度才能保证“解释经典”在当代的正常繁荣，而不是把“解释经典”恶搞成“作践经典”；也许，这种态度才能真正为宏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