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近来新解《水浒传》，对许多定论做了颠覆性重新诠释，在学界引起争议。他认为，梁山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楚天都市报》8月27日报道）

《水浒传》作为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历来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尤其是《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百单八位好汉，更是形象鲜明、呼之欲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有人突然说，梁山一百单八将起码有四五十人不是好汉，这种说法对深爱此书的读者来说，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教授对《水浒》进行新解，其说法尚存在诸多异议，单用“智取生辰纲”“李逵有理无理都要杀人”作为例证，也略显单薄了些，根植于读者内心深处的一百单八位好汉的形象地位也不会因此轻易撼动。在学术界开展百家争鸣，力使文艺百花齐放，这种文化争鸣是值得提倡的；敢于向传统的学术观点进行挑战，这种精神是值得褒扬的，但就《水浒传》中“一百单八位好汉中到底有多少个好汉”的争论则显得毫无意义，《水浒传》的“好汉地位”其实没有必要撼动。

这是因为，读者心中的“一百单八位好汉”是一个集体的好汉形象，并不纯粹地把他们割裂开来单独去看待，去仰慕、去效仿。至于“吴用”“晁盖”等人究竟是不是好汉，这是没有必要去考证的，这部书传递给读者的是农民兄弟在反抗封建压迫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文学作品塑造的好汉纵然不是一百单八位，但大多还是好汉，代表着当时农民形象的主流，如果撇开主流，只看细节的话，那么，诗坛上便无法区分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了，词坛上更无法区分豪放派与婉约派了。因为派别的划分都是针对其创作的主体风格而言，而不是只对一篇或者两篇就可断定。人们一致认为苏轼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却有人做出新解，说苏轼他不是，因为他写过很婉约的词，像“明月夜，短松岗”，写的何等忧伤幽怨啊，由此，你就断定苏轼应该是婉约派而不是豪放派，不是显得太牵强附会么？

假设教授新解的结论是正确的，《水浒传》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好汉，但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精神文化的传扬又有多大意义呢？这不禁让人想起，先前有人在恶搞刘胡兰、董存瑞、王成；后来又有人说，李白是古惑仔；现在，又有人对《水浒传》中的好汉数量进行了质疑。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对人们群众普遍敬仰的人物要颠覆一番呢？如果不是为了耍噱头，又是为了什么呢？争论这个到底有多大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