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刊》今年6月登出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我’世代”的封面文章，探讨了消费文化对中国富裕的城市青年的影响，包括他们对高端iPod的消费。在《时代周刊》的中国博客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匿名留言：留言者称自己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说自己坚决不买iPod，“我就是讨厌这家公司。”

　　这位自称来自湖北的留言者严辞批评北京、上海和深圳那些“被惯坏的孩子”，并对《时代周刊》文章中采访的那些年轻人使用英文名字也不屑一顾。从留言的全文看，作者对苹果品牌的厌恶，似乎与对那些富裕的城市青年及他们的矫揉造作的生活方式的不满融合在一起。

　　此种负面反应虽非主流，但却显示出，苹果在中国的品牌形象涉及一些与阶级有关的问题，与在西方的情况不同。(苹果的产品价格都略高于同类产品，但对西方广大中产阶级来说都是可承受的。)iPod尚且如此，对于看来注定要成为身份象征的iPhone来说，情况又会怎样?

　　但这只是我对iPhone在中国市场上的担忧之一。还有更重要的原因：iPhone便捷的上网功能和相关服务将使少数社会精英如虎添翼，在享有相关资源——比如教育和医疗——方面获得更大的优势。

　　首先，iPod已经具有相当强大的教育功能：使用配套的iTunes软件，用户可以下载多个领域，特别是语言教学方面最佳最全的材料，甚至可以把文字或视频学习材料下载到iPod中观看。公车上用iPod学英语的孩子，肯定比用普通随身听听英语的孩子更有优势。

　　那麽，拥有iPhone的孩子又会怎样?假如她坐公车上学而不是父母的私家车的话，她也可以在上学路上用iPhone上网选择最好的语言教材，甚至可以与欧美的英语教师进行在线教学——在美国，这样的网络服务正在普及。

　　当然，即使没有iPhone，最富裕的家庭也总是能够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条件：暑假送他们去澳大利亚参加英语夏令营，或者干脆送他们去英国、加拿大上中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iPhone也能帮助普通中产家庭和最富有的家庭之间缩小差距。但是从整体来看，还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只有少部分中国人买得起一个iPhone;而且，iPhone只是个平台，即使买得起，也不见得买得起它背後的各种服务。从长远来看，这就是关键问题。

　　iPhone一类的高科技工具将加大教育机会上的两极分化;更严重的则是在医疗机会方面。美国已经有医生开了一个博客，专门谈iPhone在医疗领域的潜力。而IBM等科技公司也已经在开发远程医疗技术：比如，医生可以通过病人身上的传感器对其身体状况进行远程监控，随时提出医疗建议。今天我们看到的iPhone还是手持工具;未来的iPhone或是其他的“i什麽”甚至可能直接植入你的耳朵、身体甚至大脑。这可不是科学幻想。这一切都在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