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房地产业的历史空间不等于现实中的土地空间。大中城市中心区域的土地开发将陆续宣告结束，开发重点将从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从市中心转向郊区。“小产权房”将是未来房地产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变量。在这种农村土地所有者自发城市化的倒逼之下，极有可能蕴藏着未来的土地制度变革。

同时，房地产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证明现实中的房价合理。尽管房价是否有泡沫还有争议，但争议正在变小。从王石(王石博客|王石新闻)这样商人到诸多经济学人士，都开始警惕房价持续高企可能造成的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危机的抓手很可能在产业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宏观经济能否创造更多的投资渠道，将负利率下纷纷出逃的银行存款吸掉，同时配合以央行的金融政策(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进一步缩减流动性，当然，这还取决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的发展，能否将热钱阻挡于国门之外。

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空间有限。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尽管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但事关中国数以千万计缺乏技能的人口的就业，某种程度上，这一产业结构将会继续维持下去。股市对资金的吸收此时显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包括巴菲特在内的投资者面对价值不断重估的中国股票，已经产生了高处不胜寒的紧张——谁指望能以股市的泡沫来消弭楼市的泡沫呢？

许多评论人士都在期待政府保障性住房计划能够尽快进入实际运作阶段。这被看作解决中国房地产困境最现实的出路。但迄今为止，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上路。

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居民高2倍多，但他们在买房上的成本支出，却比农民要高出近8倍。

在目前的主流认识中，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真正出现住房困难的，仅仅只是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因此，这些“少数人”才是“住房新政”关注的重点。

事实究竟如何呢？

农民为何不抱怨房价？

既然最新一轮的“房改新政”定位于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少？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主流思维”中，把住房市场上的低收入者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画上了等号，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片面和机械，而且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一个相对房价高低的比较概念。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中，最大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群体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倍多。但是，为什么比“城里人”要“穷得多”的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抱怨和提出过“住房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很低，房价低到让城市居民难以想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