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房价的统计多未区分一个城市内的不同区域，因此，涨幅较大的市中心和近郊房价已经被涨幅较小远郊房价稀释。仅据统计数字，我们会低估了二、三线城市中心区域的房价上涨幅度及其对市民心理的冲击。

关于房价上涨过快的原因，政府、地产商人和普通市民向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有时候互相针锋相对，三方彼此矛盾，形成一个互不信任的死结，忽而又两两援引，针对第三方大加鞭挞，出现短暂的结盟关系。当然，土地与房价的关系则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地产商中流行的解释认为，房价高涨是土地供应不足造成的。由于政府垄断了土地供应，并且从土地招拍挂中获得了大量收入，这种解释几乎在说政府造成了房价上涨。而政府则通常认为，地产商的违法行为(首先是囤地，其次是惜售)和炒房泛滥是房价高企的主要原因。

那些希望购房自住以改善居住环境的市民，不得不三线作战：一边责骂开发商的无良，一边指责政府失责，一边还要极其焦虑地关心房价走势，进行痛苦的“买还是不买”的自我拷问。他们既担心一涨再涨的房价会让买房梦彻底破碎，又担心买入后房价回调，成为楼市泡沫破裂的牺牲品。

而地产商和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互相指责，有时候让人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政府的土地供应政策和地产商的囤地战略，同时在对房价产生推动作用。在土地国有的政策下，政府曾是唯一和最大的“地主”，但现在土地在悄悄向新的“地主”——房地产商那里转移。正是在土地转移的过程中，房价发生了急剧的上涨。

有一点确定无疑：土地转移的过程也是中国财富转移的过程。正是这个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杨惠妍这样的首富，也使财富榜上排名前十名的富豪中，集中了6名地产商人。他们是碧桂园的杨惠妍、世贸集团的许荣茂、复星国际的郭广昌、富力集团的张力、SOHO中国的张欣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的卢志强。地产行业集中社会财富的能量可见一斑——是的，集中——对很多人来说，地产商人在财富榜上的身影，已经过于集中了。

舆论普遍认为39号令极大打击了部分开发商“付小钱、多占地、慢开发”的蓄意囤地行为，将迫使房地产企业加快开发进度，扼住了“低成本循环运作——高价拿地——推高房价”的要害。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曾告诉《新民周刊》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如果政府在此轮调控中一改往日宽容的态度，在土地出让金问题上锱铢必较，下决心让房产商把土地出让金全部付清，或者把没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地块全部收回来重新拍卖，开发商以少量首付资金获得土地使用权证、继以抵押土地证获得银行贷款的循环滚动“杠杆”将不复存在。届时把贷款利息加上去，再完善住房预售制度，谁还敢囤地呢？房价马上会降下来。但他同时叹息，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人格”，这味“猛药”不太容易下得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