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 毕文昌

梁：中国上世纪80年代，兴起过一次“文化丛书热”，至今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诸如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浙江人民 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不一而足。而推出最早、品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最近，几位朋友都和我谈起这套书。胡发云说，“想起80年代中后期，我去北京，朋友一见面就向我推荐这一套书，于是到几家书店搜寻，得到的第一本我至今还记得——《增长的极限》，其后又陆续找到一些，《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富饶的贫困》、《画布上的创造》等等……小小的，窄窄的，黑白两色的封面。它的简朴，恰恰透出了一种自信和大气。可以说，这是当时启蒙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书。这套书的一部分，至今在我的书柜中，与现今那些阔大华丽的印刷物相比，它依然熠熠生辉！”赵诚说，“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启蒙一代人的文化丛书，她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这套丛书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毕：我当年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热心读者。从1984年开始，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前后买过几十本。不论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等中国学者的创作，还是《看不见的手》、《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译著，读后都有茅塞顿开之感。借用电视流行的说法，那是思想的盛宴，那是学术的殿堂。回过头看，我不能不惊叹编委会百科全书式的气魄。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当今中年以上学业有成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读过其中的几种。

梁：这些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编委会主导。他们先策划组织一批书稿，然后与出版社联系出书。有的丛书，出版社人员参加了编委会，有的仅仅作为责任编辑。像这样由知识界人士以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编委会，启动了新文化的建设。这些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

毕：当然，也有人批评这套丛书里有一部分选题做得不够规范。对外国思想家的著作，有的是编译，有的是缩写，把大部头原著压缩成了小册子。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现在如果采取同样的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虽然当时参与此书的一些青年学者在学术上还不成熟，但他们的热情确实影响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