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轻人靠才华和青春写作、赛车，赢得了社会承认。但引人寻味的是，他的个人成长史，何以成为一种撩动年轻网民、媒体、大众文化互动回响的“韩寒现象”？

　　本刊记者 安库雷 发自北京

　　“一篇文章进大学”

　　在肖宇的作文实验进行到第三轮时，班主任坐不住了。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走火入魔。

　　这是公元2000年的初夏，黑板上粉笔写就的倒计时提醒人们，高考还有100多天。两本大约名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的东西在班里流传。

　　这个文科班的学生都在讨论那些“离经叛道”的文章，而肖宇走得更远一点。他接连三次考试按新概念的要求写作。头两回，班主任，也是他们的语文老师默许了，第三次，他在那篇作文后面写上了一个很粗的红“35”——这在60分的作文里，是刚刚不及格。

　　很难完全还原“新概念”对那个年代高中生的吸引力。对于肖宇来说，那是某种“可能性”的释放，而对更多高三学生来说，现实考虑也是诱人的。1999年夏天的某个下午，《羊城晚报》就登出了一条报道，名字很惊人，《一篇作文进大学》。

　　当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几名一等奖获得者分别被北大、南开、南大等名校录取，引发轰动。“可以不参加高考了，这个对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萌芽》主编赵长天正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新概念”火了。

　　《萌芽》是上海市作协主办的老牌文学刊物，在1999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家面向青少年的杂志并没有什么青少年读者，“都是二十年前的年轻人在读，现在他们都成中年人了。”赵长天说。

　　赵长天说，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萌芽》找一些年轻作者。大赛需要推广，但《萌芽》本身没有什么号召力，“那个时候，对年轻人最有号召力的就是大学了”，于是联系大学，当时的大学中文系教授们正为八股文和充满意识形态分析的试卷选拔出来的学生头疼，加之教育部在重点高校搞文科基地班，提前招生开了一个小口，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合作。

　　首届比赛，4000多份来稿飞向上海。初评是1998年年底，当时《萌芽》的所有编辑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一个编辑说了句，我这里有一篇文章非常好。于是大家传阅，赵看完后觉得这文章语言机智，对生活细节的捕捉也精到，“特别之好”。来稿者是个高一学生，叫韩寒。

　　赵长天第一次见到韩寒是在次年“验明正身”的复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