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在一起，所以彼此的话语都有点接近陌生的客气和生疏，就在我沮丧地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骆桐小心翼翼地问我：“我想问一下，于老师做流产，未足一个月的时候，你和她在一起了吗？”

她的问题很突然，我没有来得及思考，就答道：“当然没有。”“那么，就是说你其实知道，女人在流产以后，不足一个月是不能做那种事的？”骆桐问完这一句，我开始有一点冷汗浸湿的感觉，我明白了，骆桐为什么会对我那么生疏，原来，她醒悟了，她开始怀疑我对她的感情了。

我无言以对，理屈词穷。骆桐自言自语地说道：“原来，我是一个傻瓜，你根本就没有爱，也或者，你爱的，只是你自己，你知道善待于老师，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但你不会善待我，因为我终要嫁给别的男人。”

第一次听骆桐这么清醒地述说着这样的话，我忽然很不习惯，甚至有一点难堪。我知道，她说的虽然不好听，却是事实，我也是最近才发现，我真正在乎的，只是我自己，我愿意容忍的，也只有我自己。

那一次与骆桐通过电话以后，我就没有再给她打电话，而我对她的那份迷恋与激情，也随着平淡庸碌的生活，渐渐消失。我觉得，一切回复到了以前，我又开始过着一个很正经的，很循规蹈矩的男人的生活。

如果不是骆伯骆婶来上海，如果不是骆伯骆婶来我家做客，如果不是那天我喝醉了，如果不是我和骆桐一起送骆伯骆婶去火车站，那么一切，也许就不会再反复，纠缠，很多的事，可以不必再发生，也就不会有最后的结局，但是一切，该发生的与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骆桐在上海工作以后，极少回家，骆伯骆婶来过上海两次，一次我出差，另一次我在无锡进修，所以两次都没有与骆伯骆婶见着面，直到他们年底再次来到上海，并且打电话给我，说要邀请我吃饭，以感谢我一直以来对骆桐的照顾，我们才又相见，这中间，隔了六七年的时光。

我与于蓝商量之后，盛情邀请了骆伯一家三口到我们的房子里，由于蓝做了一桌老家口味的饭菜，我们在上海的家中热情招待了骆伯骆婶。骆桐一直很安静，安静得像个孩子。其实，她一直就是一个孩子，至少在我们的眼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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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伯骆婶是晚上9：40的火车票，我们6：30开始吃晚饭。因为很久没有见面，骆伯骆婶对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房子，很关心，话题也围绕着这些展开，气氛似乎很融洽热烈，我尽量不去看骆桐的脸。

在骆伯骆婶一再说着感谢我的话，一再说着骆桐多亏了我的照顾的时候，我感觉到脸孔开始微微地发烫。也许那只是酒精是作用吧，我不想承认是我自己心虚的原因，做就做了，错就错了，男人一般不会为自己的行为作真诚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