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苔芬·茨威格经常为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虑感所困扰，和他笔下的女性一样，他有时也会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忍不住要和神秘的命运来一次角力。1942年2月23日，已经逃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茨威格夫妇仍然不得安宁，他们害怕远在欧洲的纳粹阴影，就好像他们近在眼前一样，最终，他们选择了符合他们性格的生活方式：自杀。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年收入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小说集的总名已经很能说明他的精神状况了。《来信》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被某种“热带癫狂症”式的激情所控制的女人，她为死神所垂青，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时，她忽然意识到，她应该将她的一切秘密告诉她的心上人，于是她奋笔疾书，写下了这封差不多有三十页的长信，冷静时缠绵低回，动情处乱石崩云，以至于茨威格的好友高尔基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情难自控，他在给茨威格的信中这样写道：“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羞耻地哭了起来。”

　　这位女士给那个登徒子写这样一封长得离谱的信用意何在呢？是觉得自己的一切苦难都得拜他所赐，不能便宜了他，要让他承受良心的拷问和折磨（如果他还有一点良心的话）？还是执迷不悔，至死也要充当这个男子“不屈不挠的追随者”？难道，她不也是给自己的那种冲动给毁掉的吗？从她13岁时第一眼见到那个男人的一刹那开始，她的一生就围绕着他旋转－－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而这一生是属于你的。从她懂得人情世故的第一小时起，直到生命结束的最后瞬间。”和胡兰成面前的张爱玲差不多，她忽然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原本她可以凭借着美貌嫁入豪门，去当她的伯爵夫人，然而她还要守着一份念想，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在她的心底燃烧，她要他认出她来，这是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愿望。

　　这里有个词非常关键，它可以说是整部小说的文眼，这个词就是“指认”。她完全可以通过当面陈述的方式告诉他发生的一切，然而她没有，她一定要他认出她来。这和性梦的情况非常相似，一个男人在梦中与一个女人相遇（可能还不只一次），他们可能有床第之欢，但是他想不起她是谁，怎么也想不起来。同样的，这个陌生女人将自己隐藏在阴影之中，她面目模糊，甚至连名字都不公开，她使她自己成为一个看得到摸不着的幻象－－仿佛梦中之物，而当他认出她来的时候（梦醒时分？），她也已经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宠儿－－在这里，现实与梦境永远无法交会。弗洛依德是第一个对茨威格进行精神分析的批评家，他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对茨威格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的解释，他指出，这篇小说建立在青春期的性幻想之上，赌博就是手淫的隐喻。《来信》的结尾应证着我和弗洛伊德的预言：“他觉得这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出现在沉睡的梦里，只是在梦里而已。”小说最后的花瓶显然是阳物的代名词，它的出现不是想当然的。这部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私生活都很不检点，这个陌生女人堕落为出卖肉体的交际花根本不能拿“爱情至上”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她和他是对应的——伯爵对她真心地付出，换回的只是她小说家式的待遇。他们都是这性梦的牺牲品，也许是纵欲的结果，所以小说的最后，这只阳物般的花瓶“空了”。

　　茨威格笔下的这位陌生女人偏执到了病态的地步，她是不是一个“爱情法西斯”呢？她终其一生都想要得到这个男人，在信末，她都不忘提醒他，别忘了“买一束玫瑰花儿，把它们插在你那花瓶里”，明白了花瓶的隐喻，我们就会知道这句话有多么暧昧。她的一生似乎都为一种强力意志所驱使，那么热烈地去爱一个人，至死无憾。试问，能够强迫一个人来爱你吗？爱情其实与一方的付出无关。她可以要求男人对她负责任，但她不能要求他爱她，没有什么爱情是要求出来的（她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同时，如果说这个男人因为肉体上的占有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女人的行为同样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这只能是一次意志的胜利，是一种内心无法控制的热情在作祟，让她坠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当男人回想起一些往事，他不是开始动心，爱上她了，而是看着空洞的花瓶感到恐惧和害怕，因为这种法西斯般的热情可以摧毁女人，也可以摧毁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