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的一百年，属于那种“迷人的乱世”，在一个失序的社会里，充满了各种极端。这种混乱的丰富，对那一时代的人来说，或许是极度的悲欢，但对后人来说，则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提供了中国史上罕见的实验室环境，所有政治思想都可以在此酝酿、试验、冲突。

　　追溯中国革命的起源，不难发现：引发这一螺旋向上式政治运动的根源是中国传统秩序的全面危机。这一危机于鸦片战争中显露，但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引发举国上下一致的危亡意识。意外惨败于日本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神经，此后到1919年，短短24年（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接二连三地爆发震撼性的政治事件：戊戌变法、义和团事变、废除科举、日俄战争、武昌起义、清帝退位、民国肇造、袁氏当国、军阀割据、五四运动……基本上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大变故发生，时局危殆，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形同一股沸腾的洪流，急于寻求出口，而能量又无处宣泄。

　　简单地说，当时传统文化已经在崩溃的过程之中，最敏感者的意识与社会出现分离，全面危机之下，最可怕的是苦闷与彷徨，用鲁迅的话说是“梦醒了无路可走”。按人类学家格尔茨的理论，在这种崩坏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都会被一些人接受，因为不管怎样，它毕竟能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地图或蓝本，告诉我们大概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张灏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集中于这一转型时代。他的几篇重要论文都采取传记或评传的形式，对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进行个别的分析，原因之一是这些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身上，差异与共性同样显著——他们所身处其中的危机是一致的，但他们对危机的反应则存在不同；为了恢复周围世界的道德与社会秩序，他们交出了各自设计的新的世界观。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现象：即处于这一时代前列的思想家，都是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传统，同时却又都打破传统，在他们身上出现一种承续性与断裂性的混合。他们既有世界主义的启蒙倾向，也带有民族主义式的激进；既受佛教、儒家影响，也受西方思想浸染；甚至一人而同时兼有革命与改良的思想——事实上，试图在这些不同定义之间对他们作出最终定位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们不存在对以上各点的单纯兴趣，他们是一群矛盾的先知，站在时代的前列，又被这个时代互相冲突、融合的巨大力量所交相推挤。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可能并非中国史上亡国的最危难时刻，但作者地敏锐地注意到，关键在于这种危难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感受到了。1895至1920年，中国的传媒及思想均发生了巨变，两者相互激荡推进；由于科举罢废和外国资本的入侵，士人与现存权力结构的关系也迅速激变，在他们中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若非依靠传媒的力量，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均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正因此，作者将1907年《新民丛报》的停刊断定为梁启超思想鼎盛期结束的标志。

　　在拉丁文中，“批评”（criticism）和“危机”（crisis）的词根相同，并不奇怪，晚清的全面危机也导致了传统和现有政治秩序的全面批评。现实政治改造的一连串失败则使晚清以降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激进，当时的社会意识可以从下面这一点看出——几乎所有报纸的发刊词均宣称，办报旨趣在于因应国家危机。这种笼罩一切的危机意识与历史上的战国时代类似：出于国家间激烈竞争的危机感，改良与变法成为战国观念的主要特征，“传统”在战国已丧失了固有的约束力。与此同时，社会也由单元性演进为多元性。晚清民国思想的一个主要转变就是由传统的崇尚礼让转变为崇尚竞争、甚至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近代中国的政治史是一连串的失败，国人的自尊心和理想主义遭到不断的打击。每次失败都促使人反省、补救、并思考向西方学习，在这个节节败退的过程中，“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因此1898年维新变法时还被时人视为先驱的康有为，几年后竟被当作守旧落伍的保皇党；曾经的革命派主角刘师培，到五四时代也已被普遍视为政治保守分子——虽然他们两人的思想在此期间实无大变。在此意义上，研究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的遭际，也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的矛盾，不仅是自身的思想体系朦胧难辨，而且与自身所处的时代也处在不断的矛盾之中。

　　他们一百多年前的呐喊，现在仍然余音缭绕。如政治学家邹谠曾说的，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是全面危机，所以革命一开始就带有全能政治的因素。张灏的研究清楚地揭示：这些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普遍地都将理想寄托在未来，并具有强烈的启蒙运动式的世界主义倾向；他们所要做的，是重新改造整个社会秩序（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康有为和谭嗣同都关心妇女、婚姻等社会问题了），中国政治秩序的重塑仅仅是一个站点，却并非终极目标。这种全能式的乌托邦，无意再造国家而是要再造世界，最终造就了中国革命的两大结果，一是干脆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二是造成一种无所不管的大政府。

　　《易经》有言：“群龙无首，吉。”就晚清民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群龙无首式的分裂与混乱是人们急欲结束的状态，但也正是这种混乱，创造出近代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命运转变一个关键时期，就此而言，称之为“吉”也不为无由。百年以下，书斋回首，他们的苦闷与呼告仍历历在目，只不过，不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而武装的先知最终胜利了。

　　附校译：

　　P20：郭嵩涛——当作“焘”

　　P59：“无冕之王”——用康氏原文即“素王”

　　P82：[三个传统的战略]求助于中国的敌人；和他们交战；或用全力防御。按即“和、战、守三策”

　　P101：两个佛教名词未译出，按vignana即“识”，prajnar即“般若”、智慧

　　P108：注解三：刘光静，但拼音为Lin，当作Liu

　　P121：提到康有为的“三阶段”历史观：按即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

　　P135：“传统君主制的依法施政，君主却是高于法律的”；按此句本意是用法律来统治（即法律作为统治的工具），而非依照法律来统治

　　P213：注1：Suzaune K. 朗ger：应是Suzanne K. La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