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孩子挤在一起嚷嚷时，两位国民党老兵，正扶着拐杖，坐在观众席里。

他们同样年届90岁，同样瘦削硬朗，甚至有着相近的山西口音。但1949年后，他们在台海两地度过了境遇迥异的半辈子。

留的，是返回山西娄烦老家的郝端温；去的，是经上海坐船到台湾的袁广卿。

转到纪念馆背后，参观县政府新修的二十四壮士纪念碑时，被县长扶到前排的郝端温，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脱开女儿的搀扶，给纪念碑敬了一个国民党军礼。

围观村民的掌声响起，老人的眼泪一滴滴落了下来。

日军偷袭华灵庙时，他就是那位带队赶来支援的8连指导员。24名“壮士”，都是他的战友。

“今天他是主角。”县长郭行杰对记者说。纪念碑上金色的大字，在阳光中明晃晃的，照得人眯起眼。

站在第二排的袁广卿，虽和郝端温同为晋绥军，但在这场恶战爆发时，他已转移到了大后方重庆。这位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老兵，今天只是作为台湾省山西同乡会的一员，受临汾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邀请，回家乡看看。

袁广卿13岁加入阎锡山办的“主张公道团”，时常手持红缨枪为开会的大人们守门。1934年他16岁，村长推荐他去当兵。“能学用枪。也算是一门诀窍”。

袁广卿是9兄妹中的第二个军人，大哥曾加入北伐军。他从山西到湖南、重庆、江浙一路转来，最后在京沪铁路上当交警。

1949年，他跟随大部队离开大陆。9兄妹中，袁广卿是惟一去台湾的人。

那时在台湾国民党军人地位不低，但整个台湾和大陆一样贫困，军人的生活也很清苦。袁广卿在部队待了10年后转业，用积蓄开了一家杂货店养活自己和家人。他娶了朋友的妹妹。“这家杂货店，养活了我的5个孩子。”

郝端温的前半生，几乎就是袁广卿的翻版。

农家子弟，1937自愿参军。那时他跟父亲去太原，正赶上牺牲同盟会在大街上发传单：日军占了我们东边，又想侵占华北了。他当时就向父亲请求当兵。“四个儿子送一个。”父亲回答说。

当兵第二年，郝端温被送入国共合作开办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在军事系学习。一年后，他被分到了华灵庙的这个部队。那次血战中，“活炸弹”的主意，就来自于他。

“淞沪战役中，蔡廷锴组织500人敢死队，用汽油弹以一当十，打退数万日军。” 郝端温说了这个先例后，提出由他领队。“但彭永祥连长说他已经四十岁了，有两个小子，没顾虑了，所以他抢了这个位置。”

袁广卿离开大陆时，郝端温跟着未来的岳父回了家乡。在村里开了学校，当上民办教师。“文革”中，他被当作特务被人拖出课堂，吊起来打。“我爸爸的右手此后就不能写字了，一抬手就发抖。”郝端温的女儿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