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中国与欧洲（包括地中海周边地区）之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远比历史记录的我们知道的要早、要多、要广、要深，而且是双向的频繁的。例如，在苏格拉底的身上，我们依稀能够见到老聃的影子。又如，西方的十字架崇拜及其7天一星期的习俗，都可以追溯到中国远古文化：“十”字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数字 “七”，《周易》有“七日来复”的说法，商周时期中国已经有7天一周期的天文观测计数（与月相有关“既生霸、哉生霸”），以及二十八星宿（每七宿代表一个季节和一方），至今民间仍然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口头禅。有兴趣者可参阅笔者《神秘的星宿文化与游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生活中的神妙数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符号之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等书。

事实上，早在4200年前的帝禹时代，中国人就进行过大规模的山林资源和部落分布的考察活动，当时考察的范围南至台湾海峡，西至天山，北至蒙古高原，东至日本列岛，每到一处都要记录当地有什么水源、矿产、植物、动物，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参阅42平方米巨画《帝禹山河图》）。

六 、为什么选择中国人给玛丽亚受孕？

对于以色列人的耶和华上帝教长老来说，给玛丽亚受孕的人选，既然不能从本族内挑选，也不能在与以色列人种过于亲近的欧洲各国挑选，更不能从阿拉伯人中选择，剩下的就只有中国人和印度人了。那么，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中国人作为耶稣的真正父亲呢？

1 、中国道士和印度僧人都有辟谷和长时间假死的本领，他们都能把这种技术传授给耶稣，以便其能够完成在十字架上死去后再复活的神迹。对比之下，中国道士要更灵活一些。

2 、印度僧人有不近女色的教规，因此说服他们为玛丽亚受孕，有一定的困难和风险。对比之下，中国道士不但没有不近女色的教规，反而提倡“御女”、“采战”之术。

3 、中国道士有更大的把握生男孩，这对整个造神计划成功乃是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帝禹时代资源考察白皮书《五藏山经》记述青要山（在今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系帝禹后宫）女神武罗（武则天的先祖）就已经知道吃什么东西能够生子。此外，只有兄弟没有姐妹的男人，绝大多数都会生男孩；选择适当的季节和时辰，也有利于生男孩（属于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

4 、中国历史上有利用“未婚先孕”成功获得政治利益的先例，其中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吕不韦与秦始皇的故事。

5 、“耶稣”的名字更接近中国人的姓名习惯。《马太福音》第一章特别强调“主”的使者托梦约瑟，要他给玛丽亚的未婚孩子起名叫“耶稣”。这种对新生儿名字的特别要求，应该有着某种深层次的考虑。笔者推测，承担给玛丽亚受孕的中国道士很可能姓“苏”（与稣同音），是他坚持新生儿要用他的姓，因为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最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新生儿的姓名同时取自“耶和华”和“苏道士”，按以色列人的习惯叫“耶稣”，按中国人的习惯叫“苏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