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人中，如果论及影响力来说，加缪最为我国人熟知，那是因为我们首先把他看作一位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阿隆的影响力其次，也只是近年来步入国人的阅读视野。很奇怪，以前提到阿隆，只是作为萨特的反面出现，强调他的保守主义，强调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批判；但是现在阿隆却成为了学界追捧的兴趣，萨特倒是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野。这种戏剧性的变化颇耐人寻味。三人之中布鲁姆知者寥寥，也难怪，不但是国人，就是在法国，能记得这位先知式的知识分子的能有几人呢？托尼教授称其为“被遗弃的先知”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三人看似各不相同，但是在20世纪的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却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道德良知和勇气，分别作出了无愧于知识分子身份的选择，令人敬佩。他们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活在了别人的厌恶、怀疑、蔑视和嫉恨之下，可以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的“孤独者”和“局外人”，只有到了生命的落幕时分，他们才得到他们应该具有的荣誉和身份。而我们的时代总是亏欠他们太多。

谈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个绕不开的人物，那就是萨特。一直以来，萨特形象深深的植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法国的知识分子圈中流传一句甚广的名言：宁跟萨特犯错，不跟阿隆有理，很能说明对萨特的追捧之疯狂。但是在托尼教授的笔下，恰恰是萨特，成为了法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最大的敌人，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本书的译者章乐天先生在后记中曾经借托克维尔之口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特质：法国人钟爱聪明才智，却又最少了解自己的国家，一遇到那些从某种普遍理念出发的言论就激动不已，有了这样的激励机制，文人一点点给公众舆论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给法国奠定了喜好谈论体系，谈论大而泛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的传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倒是无可非议，但是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面对“叙拉古的政治诱惑”的时候，应当以何种方式参与政治？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会直接导致知识分子陷入政治的漩涡不可自拔。按照萨特的方式，是直接加入某一党派或者某一阵营，作某一政党的品牌代言人。萨特也以此作为衡量朋友和敌人的标准，先后与加缪、阿隆决裂。在托尼教授看来，这种方式导致了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而布鲁姆、加缪和阿隆则走向了萨特的反面：用知识分子清醒而独立的立场，对不可说者保持了应有的沉默。托尼教授对此以加缪为例，作出了精彩的剖析：“他（加缪）最厌恶巴黎知识分子的地方之一，是他们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也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他还谈到那种别有法国特色的本末倒置：轻视第一手知识，却偏重知识分子自负地表达的个人看法。……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于采取一个立场，而在于不存在立场的地方拒绝采取立场。”有时候沉默比那些振臂高呼，应者云集的疯狂更具有知识分子负责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