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8年的左右，柏拉图曾三次往返于西西里的叙拉古城。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城市还处在暴君老戴奥尼素的统治之下，柏拉图失望而归。第二次前往叙拉古城，是因为他听说君主小戴奥尼素热爱哲学和正义事业，柏拉图以为可以通过其实现自己的“哲人王”的统治理念，可惜再次无功而返。数十年后，柏拉图又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颇有些百感交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思，可惜命运又给他开了个玩笑，叙拉古的统治者小戴奥尼素很傲慢的宣称自己已经是个哲学家了，因此不需要柏拉图的教导，他找来柏拉图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罢了。最终，柏拉图又一次心灰意冷而去。这个“叙拉古的远古诱惑”的典故取自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大概意思是说，柏拉图三次往返叙拉古城不过是受到一种政治的诱惑，想实现自己的哲学抱负：哲人王统治。马克·里拉把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通称为“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而如果沿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一书中的说法，这类知识分子又有了另外一个称呼：“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其实，托尼·朱特教授的《责任的重负》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有很多可比性：都是处理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议题；犀利深刻的笔触都直指20世纪的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托尼教授更侧重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而且他的重点不是论述那些“亲暴政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黑暗时代中的启明之光，“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在那个疯狂而理性丧失的时代中寥若晨星，但正如阿伦特所言，“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他们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对于托尼教授来说，能具有这种微弱的光亮的人，在法国的20世纪只有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所经历过，并写文章反对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