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对礼仪的瓦解

姚建国

纪录片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劣，这并不单指纪录片制作过程的艰难，在整个影视娱乐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纪录片很难拥有更多的观众。有人说，在所谓电视文化中，只有纪录片还保持着一点责任感和社会良心，余者几乎全被卷入低俗的浊浪里——这话并不过分。可怜的是，只这么一点责任感和良心还在被忽视与阉割。就中央电视台来看，凡是纪录片节目都要被推迟到午夜以后，各省和城市电视台所作的纪录片主要是用来评奖，而不是用来播出。因为现在所有的电视台都拿收视率作为对电视节目的衡量标准，如果放映大量的纪录片，收视率会急剧下降，这样就会影响电视的广告收入。这就很清楚了，哪一个电视台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我想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发挥着作用，否则为什么娱乐节目会趋之若鹜，大红大紫，轰轰烈烈？谁都知道，当今的娱乐节目远离高雅，甚至连通俗的水平都难说，有很多人用低俗和恶俗来形容娱乐节目，那么，这种现状是怎么造成的？是电视观众的素质低下，还是电视本身出现了问题？寻找这里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用人文的立场来面对汹汹而来的娱乐大潮。

在这里，我不想具体例举影视娱乐的低俗化状况，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很多愤世嫉俗的人在毫不留情地咒骂影视的娱乐现状，感叹世风日下，伦常不再，春风不渡，瘴疟为患。这种感叹来源于人们对影视低俗化的痛心疾首，也来源于对传统文化某种莫名的留恋。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电视时代到来了，像那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人们，面对电视的急风暴雨当然要问几个为什么，当然要对煞不住的低俗浊流皱起眉头，当然要耐不住以往的斯文破口大骂了。我所说的这些还有点斯文的人，是指那些通常被认为“有文化的人”，他们把不屑于参与电视娱乐节目当作某种清高，把不屑于加入到大众行列里来当作最后的一点尊严。而那些被称为大众的群体不能算作“文化人”的行列，充其量是“亚文化”群体。他们感到中国的电视节目就是为那些“亚文化”群体准备的，“精英文化”并没有被纳入电视的视野，或是认为精英文化没有使用电视载体的必要。电视对精英文化也没有给予最起码的尊重，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革命，一场民主与自由的革命，那些并没有掌握文化方向的大众竟然成了电视的主人，这在文化霸权的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电视的确演奏了一曲大众的《欢乐颂》，把精英文化逼进一个狭窄的角落独自哼唱着哀婉的曲调。但这并不属于意识形态里的革命，当我们进入把大众举上天的时代里，首先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民主与自由的结果，而是由电视的技术文化所导致的。无论你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只要进入电视普及的时代，就无法绕开大众这个群体，这时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与印刷时代的阅读方式不同，读大部头的人是要经过训练的，所以文化的主流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电视时代是靠影像说话的，人们不需要经过什么训练就可以接受画面的播放，所以阅读方式必然要让位于观看的方式，在这种方式的改变里，每一个人都在悄然变换着自己的心态，即使是表面在拒绝，心里也在无奈地顺应着电视的走向。所以电视就是这么一个怪东西，就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味十足，一旦吃起来还有几份惬意。于是人们一边看着电视，一边骂着电视，在不知不觉中就被电视同化了。这很可怕吗？我认为这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记得在观看电影《黑客世界》之后，心情一直不好，被影片的故事情节缠绕了很长时间。人类创造了智能机器的世界，却反过来被机器所左右，甚至到了濒临灭亡的程度。电视是人类发明的，是人类智慧的高度体现，但是电视却反过来左右了人类，让人类抛弃了传统的文化和恪守的道德规范。我们明知道是在放纵自己，却无法理性地控制自己。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的，实质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霸权和电视专制的时代。宣泄与骚动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就好像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快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天少一天，所以美国传播学家波兹曼将其称为“娱乐至死”。在西方，电视的普及要比我们早几年，当我们还在为电视的骚动目瞪口呆时，西方有良知的人已经在反思电视的性质了。

尼尔・波兹曼（1931-2003）是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并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离世，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我感到波兹曼的功绩是对后现代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他出版过20余部著作，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在我国也是当年的畅销书。

《童年的消逝》是一首穿过喧嚣与骚动年代的挽歌。在充满了竞技式娱乐的电视文化里，那种伴随着童话和歌谣的童年记忆已经被无情地粉碎了。电视娱乐节目中的那些放肆的大笑、包含着明显挑逗的插科打诨、不知羞耻的床上戏以及凶狠的暴力打斗，都在儿童面前一览无余地坦露出来。那么当代儿童面对这样的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波兹曼认为，他们的羞耻心没有了。在他看来，儿童的概念与羞耻心紧密相连。所以他很郑重地说：“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那么，波兹曼又怎样理解羞耻心的内涵呢？他认为羞耻心作为一种概念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礼仪，二是秘密。礼仪是人类走出荒蛮用规范约束自己的结果，它建立在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之上，而体现在仪式上，它就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程序。一个没有礼仪的社会是没有童年的，野蛮与粗暴的生存环境怎么会有童年的美好记忆。人类的婴儿与动物的幼崽不同，后者一生下来就可以独立行走，而人类的婴儿要在襁褓中呆很长时间才能独立行走。这期间他要聆听母亲的话语和歌声，从而建立对世界的印象。如果母亲是有教养的文明人，那么她的孩子就会在礼仪的程序里健康地成长，而不会受到类似暴力和色情方面的刺激，也就不会成为超越儿童生长期，仿佛历尽沧桑的“小大人”。如果母亲是粗暴的，愚昧的甚至是道德败坏的，那么她的孩子就不会有童年，就像沙漠中长不出绿树，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的孩子就不会有羞耻感。我们现在没有更大的精力去研究史前时期儿童的心理，即使波兹曼也没有拿出一个中世纪孩子的标本来阐述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但是可以做出逻辑的推理，那个年代的儿童是不会在一个合于情理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肯定是在仇恨和情欲中长大的。在礼仪缺席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只能成为动荡社会的补充能量。所以，在人类可怕的争斗中，智慧的人倡导礼仪教化是人类最伟大的事情，孔夫子用他一生的奔波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延续几千年的礼仪，使我们直到现在还能在世人面前骄傲地说：我们是有教养的人。在电视文化到来的年代，我们不敢这样妄自尊大了，因为电视把那些母亲不敢说的东西都说出来了，都演出来了，电视就相当于史前社会或中世纪的一把利剑，把人类苦心建立起来的文明教化瞬间就击碎了。那些动听的歌谣，那些美丽的童话都随之烟消云散。小小的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走在大街上踩着摇滚的节奏大声唱：抱一抱呵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孔夫子闻之会很痛心，他不可能想到几千年的文化礼仪会在那首毫无羞耻的歌曲《上花轿》中消失殆尽。河北电视台曾有一个叫《激情九九》的宝宝秀节目，那些看上去幼稚可爱的孩子个个拥有成熟的心理，他们甚至可以像成年人那样插科打诨，媚俗调笑，这就是电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