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已经看到了黄玉顺建构生活儒学的用心和理论取向。但正如宋儒在引入《中庸》的“未发”和“已发”来讨论天理和人心的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一样，生活儒学终究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只有儒学，生活才显现为“仁爱”，那么这样的“仁爱”便不具备普遍意义。如果所有的“生活”都可能呈现为“仁爱”，儒学之独特性又何以确定？

一种理论的建设性有时侯同时会体现出消解作用，“生活儒学”在警惕原教旨的同时，如何在“理论”上确保儒学的价值先在性，本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几乎是当下儒学无可回避的，从“生活儒学”的探索中，我们看到这种矛盾以最深刻的方式呈现。而这恰好是儒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儒学的每一次跨越式的发展，均体现为理论上的突破，尽管在我并非认为生活儒学具备了这样的基础，但是在向“实践化反转”的今天，却向本源处追寻儒学的当下发展空间，这是一个艰难的，、却是不容回避的任务。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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