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理论自觉，黄玉顺自己也有明确的表述。因为在黄看来，儒学复兴首先是“儒家哲学”的重建，而儒家哲学的重建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康德式的实践理性，而是后现代主义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而促使他将精力集中于哲学重建的现实语境，则是对于“儒家原教旨主义”的警惕。（同上书54页）

制度化的儒家解体之后，如何重建儒学和中国人生活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十分吃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不能被虚化为民族认同这样的观念性的认同，而必然要转化为“显在”的生活样态，或许问题的核心就在这个生活样态上，因为这关联到我们的重建是“回到”还是“开新”。

所谓的“回到”就是按照儒家的圣人之言来重新“归整”我们的生活，“汉服”运动等就带有这样的色彩。这落入章学诚所批评的胶着于“迹”而不知“道之所以为道”的境地，或许接近于所谓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但是如果强调“即用见体”式的思路，不能“先立乎其大”确立儒家价值立场的先在性，那么如何避免“借寇兵，资盗粮”式损害儒家独特价值的后果便无从保证。

因此“生活儒学”的出场的重要性便明确无疑了。

“生活儒学”的关键词是“生活”，对此黄玉顺对如何破解用主客对立的方式来理解“生活”的“日常性思维”颇感困扰，所以他在多篇文章反复申论此概念。他指出“‘什么是生活’这样的问法是不恰当的”，“我们也不能问‘生活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因为“生活本身却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生活也没有本源，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本源”。（同上书55页）。这样的陈述看上去可能过于哲学化，但是他显然是希望我们不要以经典来解释我们的“生活”，虽然这是传统儒家惯有的做法。在他看来，经典之为经典，恰恰是在当下的生活感悟中生成的，亦即在当下的生活情感、生活领悟中才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做法颇有“六经注我”的倾向，尽管在他看来“六经注我”是基于他所要破解的主客对立，他主张“注生我经”这样的表达，其中“注”意谓着一种本源性的生活样式。然“六经注我”虽然是一种大胆的解释，但毕竟有“六经”作为一个当然的底线。否则，“生活儒学”之“生活”背后的“儒学”则是一个什么样的后缀呢？如若“儒学”是“生活”的规定性，那么生活便被对象化。如果“生活”是“儒学”的规定性，那么那种无规定的生活如何使儒学成为儒学呢？黄玉顺的解决办法是诉诸“生活感悟”。“生活总是显示为生活感悟——生活情感、生活领悟。”这有点象《中庸》中所说的“未发之中”和“发而中节”。黄玉顺坚信，在儒家这里，这样的生活情感便显现为“仁爱”。这个主题也成为《爱与思》一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