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1月9日

儒学复兴声浪里的“生活儒学”

——评黄玉顺重建儒学的构想

毫无疑问，儒学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实践化”的倾向。很多人认为这是“大陆新儒家”和以唐君毅和牟宗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的思路的一种反转。这种“反转”有很复杂的思想和时代的原因。

从时代的角度看，港台新儒家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整合，一切外来的和本土的思想资源均被摒斥，儒学面临“花果飘零”的严峻现实，港台新儒家以文化守护者的志愿，试图为儒学在现时代找到“安身处”，所以唐、牟从儒家的宗教性、儒家与现代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讨论儒家的内在理路，这样，“内在超越”的心性儒学被强调，以“良知坎陷”来解决儒家与民主科学这些“普遍价值”之间的冲突。

从思想的因素来看，在未经多元文化观反省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强势之下，儒学的价值讨论受困于“古今中西”的对置而不能自拔，港台新儒学被迫采取一种防御性的策略，从儒学与西方价值之间的求同的侧面去讨论儒学的“生存合理性”。这样的后果是我们似乎只有通过康德才能理解孟子。

因此，当这样的背景发生变化之后，特别是当大陆重新成为儒学发展的中心区域之后，一种新的儒家立场便出现了：这种立场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本土性对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反对以模仿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的的制度。这一点在蒋庆和盛洪的讨论中表述得最为清晰。而即使是从宗教性的角度，建立“儒教协会”的呼吁也取代了“内在超越”的讨论。最为关键的是，儒学作为一种民族认同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成为大陆新儒学的共识。

然而在这样的大的趋势之下，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显得很特别。

之所以说特别，也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在大陆儒学向实践化转向的时候，生活儒学却是立足于“哲学性”的，“理论性”的讨论，为此进而试图为当下儒学的发展提供一种“本源性”的基点，亦即在“生活本源”上重建“儒家哲学”。其二，如果把港台新儒家的倾向也描述成理论性的话，如果将牟等人的哲学源头来自于康德的话，黄玉顺所借助的则是更为晚近的现象学的资源。按黄自己的话说“生活儒学在总体的致思进路上，是在与现象学——胡塞尔、舍勒，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平等对话中展开的”（《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29页）。虽然在具体的思考中未必能做的到，但在理论自觉上，生活儒学不是要借助海德格尔而建立起海氏风格的哲学，而是要超越我们已经习惯的中西对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