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慧《上海宝贝》

　　咱们这里把“身体写作”当作看不起某些女写手的贬义词。不过，有些世界级的女作家，还真是用身体写作的。

　　比如，美国诗人普拉斯。她和法国小说家杜拉斯，曾经（在八十年代？）是我国先锋作家、朦胧诗人、女权主义评论家和一切“进步”文人心目中两座高耸云天的伟大偶像。

　　卫慧被人骂“身体写作”的时候，正好英国出版了西尔维娅·普拉斯自杀前几年的完整日记。根据其中记载的身体状况，研究者发现普拉斯患有严重的经前综合症。再与她的创作日期比较，神了，她那些最悲观也最有想像力的诗歌，竟然多是发病时创作的！兄弟当时曾想写篇文章，题目就叫“用身体写作的女诗人”。朋友说，算了算了，没地方登的。后来没写，倒不是非要找地方发表，而是觉得自己不够感性，深入不进普拉斯的女性叙述。

　　普拉斯自杀时（１９６２），医学界刚开始意识到“经前综合症”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内分泌失调，需要药物治疗。普拉斯从未求医。可悲的是，推动这一新思路的权威医生，当时正与普拉斯居住在同一城市。

　　算她那位搞了婚外情的老公特德·休斯（也是著名诗人）倒霉，日记出版前，一直被人以为是促成普拉斯自杀的“凶手”。

　　不过，普拉斯和我们那些“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还是不一样的。普拉斯是激情与激素同步；某些女作家被讽为“用身体写作”，则是性写得太滥。

　　六十年代之前的美国，也是相当保守的。《花花公子》出版人海夫纳之流不屈不挠地为被查封的“黄色”书刊打官司，抓住保证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常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只考虑与宪法有关的案子）。１９６４年６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亨利·密勒的《北回归线》应该算“艺术”，该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不是单纯色情，可以公开发行。从此以后，美国作家基本可以不再顾忌政府的制裁，毕竟，要在字里行间找点“社会意义”，不是很难的事。

　　俺假设《上海宝贝》、《北京娃娃》等书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当代部份青年人的生活状况，blah，blah。甚至还可以假设，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人民群众中真正蕴藏着的就是极大的色秽主义性积极），也好这一口，翻这类书就是要找性描写，那么，为什么俺仍然愿意中国女作家们扮淑女？

　　俺想，第一是欠真实。比如，懿翎的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讲一个叫“小侉子”的女孩文革时在山西农村的生活故事。下面一段是她十五岁刚进中学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