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5日和6日，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向林语堂约稿，鲁迅当时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这便是鲁迅与林语堂“相得”的开始。林语堂，成了《语丝》最得力的撰稿人之一。林语堂比鲁迅小14岁，能与鲁迅同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加上又特别地活跃，不仅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也很是令人注目。林语堂虽与胡适也有着不浅的交情，但他还在站在了鲁迅的一边，可见当时林语堂对鲁迅是敬重且视其为好的盟友的。

后来，两人都避居上海，专门以写作为生，原以为交往会越来越深厚，却没料到彼此之间萌发的不是情谊，却是矛盾。林语堂和鲁迅手中握的虽然都是笔，其走向却不一样了。但真正把喜怒流于脸面的却是一件小事。

1929年8月28日，“南云楼风波”使得鲁迅与林语堂因误会而疏远了。据鲁迅日记：“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四十年后林语堂作《忆鲁迅》一文，回忆此事说：“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帐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合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和事佬”郁达夫则在《回忆鲁迅》中，对此事很明确地表示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并作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破了的镜子即使能再重圆，中间也是会有痕迹的。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而且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而鲁迅却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而林语堂则写了《作文与作人》、《我不敢再游杭》、《今文八弊》等文章来回敬。

后来，另有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却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甚是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