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先生是一位老者，他满头白发，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浅色的T恤衫，眼睛还闪着年轻的神采。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也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汉学家，上世纪50年代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后在保驻中国使馆当翻译。他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字：巴思儒。老巴（我们先称他为巴先生，后来叫他老巴，辛梅叫他巴大爷）曾陪保共代表团出席中共八大，会见过毛泽东等许多中国领导人。后来他在缅甸当过大使。也许因为对中国的情义，也许为了生计，69岁的他还经常为访问自己国家的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原以为他是保记协的领导人，在帮我推行李时，他告诉我他是我们的翻译。汉语说得很地道，只是很慢很弱，难怪，他已年近古稀了。在以后访问保加利亚的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深知这位保共老党员的境遇和品格。

　　离开索菲亚机场，我们并没有进索菲亚城。尽管城内有许多星级宾馆，主人还是安排我们住在城郊的维托沙山上的保加利亚通讯社的疗养院里。其实这正合我意。我手头的一本关于保加利亚的书上说，到过索菲亚的德国旅行家霍赫申特尔100年前曾经发出感叹：“维托沙山之于索菲亚，近乎维苏威山于那不勒斯。”保加利亚诗人、小说家伊·伐佐夫曾写过这样的诗句：“透过朝南的窗口，／我每日向外凝望，／总见雄伟的维托沙山，／穿着绿色和紫色衣裳。”

　　可惜夜色中的维托沙山，只穿着黑色的衣裳，我们穿过一片片的黑森林，在山路上盘旋许久，终于走进了一座树木环抱的院落，好像走进昔日贵族的庄园。这座大概建于上世纪中叶的三层小楼，内部的陈设像现在部队的营房，一点儿也不华丽。但这种简朴和干净，还是让我们感到亲切。在保加利亚的第一夜，我还是做着玫瑰色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