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文学的盗墓者。当张爱玲的文墓被许鞍华、关锦鹏一干人等的杂沓脚步踩过之后，稍得清静了几日，斜刺里又杀出个李安来。李安是当今时代少见的有品位的盗墓者，人家不去弄什么倾城之恋与红白玫瑰之类的寻常物事，而是鬼使神差地一眼相中了《色·戒》。

《色·戒》短短28页，算起来每一页平均打磨了一年光阴，是张爱玲一生“蚌病成珠”的极品。我无法想像，张爱玲的文墓中若是没有《色·戒》这件稀罕宝贝，它是否还那么让人神往久之？在这个“开谈不说张爱玲，纵是小资也枉然”的当口，人们都忘了文学史上最早认知张爱玲独特价值的人——傅雷。早在抗战胜利前一年的上海《万象》杂志上，傅先生就别有会心地发现：“微妙尴尬的局面，始终是作者最擅长的一手。时代、阶级、教育、利害观念完全不同的人相处在一块时所有暧昧含糊的情景，没有人比她传达得更真切。”

从街头到床上，从麻将桌到首饰店，梁朝伟和汤唯在小心翼翼地临摹着傅雷60多年前的描述。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注定黯然谢幕的性爱演出。王佳芝和易先生两个，“终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够微妙、够尴尬、够暧昧、够含糊，家国烽烟与枕席缠绵交织在一起，推动他们相伴走向堕落、沉沦和毁灭的不归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且慢，李安不是李后主，正如张爱玲并非张丽华——他们企图在小说和电影中分别完成的，乃是对性与人生的隐喻。

于是我们不太情愿地看到，在大是大非的主旋律面前，“人性呱呱叫了起来”！按照张爱玲的说法，性也许“像在身心内一个够不到的地方，拿它没办法，不去想它它也自管自在进行”。王佳芝接近易先生的理由，一半是道德层面的正义，一半是身体层面的色欲（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张爱玲真个是烛照人性幽微的无情老手，她写王佳芝“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个目的。”我倾向于相信，那一瞬间，王佳芝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