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昆明诗人余地的自杀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诸多议论。“知情者”说是生活困境所致，反对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只能贬低诗人的人格。这种议论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十几年前参加一次学术沙龙，主讲人的题目是《20世纪中国诗人的自杀》，报告完毕照例有自由讨论。当时，某批评家情绪激动地做了一个呼应性发言，大意是说，诗人的自杀是用肉体消亡形式维护存在尊严的特殊手段；是一种人与生命的离异，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绝望与希望的合而为一，因此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他还引用法国作家加缪的话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这种西方哲学的奇谈怪论，与东方人的观念大相径庭。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是一种绝对责任，因延续宗族血脉而必须承担生活磨难的绝对责任，所以他们主张“好死不如赖活”，这并不是怕死，而是在个体消亡的小悲剧与种族消亡的大悲剧面前的抉择。佛教也反对“自杀”，意思是说，因果未了，你就想逃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逃跑”式的自杀为大勇者所不为。正确的途径是，参透生死、勇敢面对、无所畏惧，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活着”吗？

一般的自杀者当然不会考虑这么多，大多是出于“逃避”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无论他是诗人还是普通人。当时我对那位批评家提出质疑。我认为他无限夸大了诗人自杀的意义，是一种对反常事件抽象化的过度阐释。我说诗人之死固然可以这样分析，但我们面对农妇喝农药自杀的时候，如何分析呢？“自杀”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在诗人自杀和农妇自杀之间分什么等级。我当时的这一质疑冒犯了那位著名批评家，几乎导致“火并”。

这几天，刚好看到一篇文章，《月亮湖村老人的离去……》，刊登在今年的《中国新闻周刊》总342期上。这篇记者的通讯写得非常理性、冷静，客观报道了南方某省一个叫月亮湖村的老人的生存状况。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该村老人的喝农药自杀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详细描述了有一位叫高冬秀的老农妇自杀前后的情况，她临死之前问儿子，还有什么需要做的？然后穿上一身最好的衣服，平静地躺下，床头边留下一个装过农药的空瓶子，像一颗草一样悄悄离去。这一令人惊恐的事件，却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讨论，一切都悄无声息。老人既不是怕死、也不是精神有问题、更不是形而上学的困惑，也不是活不下去，而是突发性事件导致的（比如生病之后不能自理，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属于“利他性自杀”。死亡本身没有等级，死亡的动机却又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