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以为通过体格检查后，姐妹们便去干煮饭、洗衣服这样的工作了，哪里料到，就在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在门口忙着卖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票的军人进入院子，按票上的号，对号将我们拉到床上施暴。这时候，屋里哭声、骂声、笑声乱成一片。有几个姐妹坚决不从，极力反抗，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一天是昭和16年(1941年)3月1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从我被破身的那天起，就成为日本军人的 慰安妇了，天天都要接待日本军人，少时一天有三四人，多时十多人，日本军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把我们当成发泄工具。这种生活谁都受不了，想逃又不知逃往那里，加上日本人看管很严，也很难有机会。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没有见到自己的恋人，就打消了死的念头，忍辱活了下来。

　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岁，被抽出抚顺市“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有朝鲜、台湾地区、菲律宾姐妹共28个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只听说路途遥远，我幻想着到那边或许能见到自己的恋人，所以心情还算是好的。在军舰上日本人不让我们闲着，逼我们日夜不停地接待舰上的水兵。这年2月23日抵达海南岛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在海口钟楼右侧，具体门牌、店铺记不清了，那个地方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仔和菲律宾妹仔。我们被逼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晚上接客，白天也接客，当然晚上客来得多，来的都是日本军人，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除此之外，我们每月都要轮流一次外出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10个或10多个姐妹。每次到兵营的两三天中，接客更多，有时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连来月经时也要接客，由于不停地性交，姐妹们个个都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马上就强迫姐妹们再去接客。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妹仔染上性病，下身溃烂臭气难闻，这时她的床位挂上红色的牌子，日本军士才不敢靠近。但有不少姐妹，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造成终身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