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大一统政局的建立，给汉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初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道家思想，而在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之后，为了巩固政治的稳定，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加强思想的统一和控制。在这样的时代和理论背景下，对前代的文化遗产的继承态度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极大影响。表现在对屈骚文化的评论方面，就是以贾谊、刘安、班固、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不同观点，而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围绕屈原本人的政治态度而言的，而其论证方法都是采取论证其与儒家经典的或同或异。

汉朝的建立者在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之后，为了恢复备受战火摧残的社会经济，他们采取了黄老之道，无为而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种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汉高祖刘邦、文帝和景帝的统治时期，汉朝经济得到了很大恢复。但是与此同时，汉朝统治者也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对皇子皇孙以及功臣的大肆分封，给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而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口号的“七王之乱”，给汉朝的大一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但同时，它也给汉朝统治者削略诸侯日益膨胀的权利和野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皇帝——汉武帝刘彻开始了他的统治。在他治下，平叛了诸王之乱，经济发展到了汉朝的一个高峰，而思想上，他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实际上，董仲舒提倡的“儒术”已经是经过改造的外儒内法的思想了。但是儒家的思想的确开始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了。西汉后期，由于外戚专权宦官乱政党锢之争，统治力极度下降。而王莽建立了短暂的“新”朝。刘秀在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终于实现了“光武中兴”，重新实现了汉朝的大一统。虽然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北方的匈奴始终都是一个威胁。

上面简要介绍了一下汉朝主要是两汉的政治经济的时代背景，而这种时代背景正是两汉文化学术发展的基础。

西汉王朝的建立和统一，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朝统治者认识到像秦朝那样焚书坑儒对思想的控制是有百害而无益的，正像一句诗说的“刘项原来不读书”，相反他们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法，利用搜集官府和民间藏书，还有笔录儒生口授的方式收集书籍，出现了刘向刘安父子等大编辑家，为汉朝的文化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中间，汉朝一直都很倚重的楚文化也同样得到了收集。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因为和楚辞的天然联系，屈原和他的楚辞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而文学批评自然而然的较多的围绕屈原和楚辞而展开。

在说到两汉几位文化名人对屈原的不同态度前，我想先说一下我对他们观点的整体认识。在美国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中，他将批评的所有元素总结归纳成四大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而我们根据这四个要素，实际上可以把所有的批评理论分析为四大批评：历史文化批评、主体批评、作品本体批评和读者接受批评。而在两汉甚至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两千年历史上，对屈原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主体批评，也就是说从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的角度，从作者屈原的人格和文格的联系来分析屈骚文化的。

屈原及屈原的作品在两汉的文学评论者的眼里，实际是他们围绕的都是屈原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后对待国家民族对待君王的态度，比如贾谊、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人，对屈原热爱祖国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品质都给于了高度评价，虽然贾谊并不赞同其执着的人生态度，对他最后自沉汨罗有所非议。在西汉，最早对屈原有所关注的是贾谊。他写过一篇《吊屈原赋》，在那里面他对屈原的态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称赞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认为屈原太执着，“自沉汨罗”是有失君子的谦和了。由此可以看出，加以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接受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庸和谐的诗教思想了。但是道家反对社会黑暗，追求个性自由还是有些作用。贾谊之后，淮南王刘安也有对屈原的评价，这主要写在他的一篇《离骚传》中。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从班固的《离骚序》中看出。刘安主要还是肯定了屈原的人格和文格的，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还说其志与日月争光可也。这里刘安就已经开始运用与儒家经典的相同来论证屈骚的合理性和优秀性。在他之后。司马迁成为对屈原做出重要评价的一个人了。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作出了充分的肯定，特别首肯顶了他的“直谏”精神。而且认为《离骚》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认为屈原是“发愤著书”。在儒家思想影响逐渐增大的情况下，之所以太史公抱这种想法实际上跟他个人的人生遭际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关系。而这也正是他对屈原充分肯定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和屈原都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而在另外一个著名的史学家班固的眼里，屈原就太失儒家君子风范了，在班固的《离骚序》里面他认为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中称赞屈原“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言过其实了。而且他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愤懑不容，沉江而死，亦贬切狂狷景行之士。”也就是说班固主要是不赞同屈原的人生态度，他的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就是我们所说的“愚忠”了，实际上这很好理解。因为班固所处的东汉，已经被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所束缚了。无论国君是贤是昏，做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没有反抗的权利。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班固在批判屈原的时候，除了说他应该绝对服从楚王之外，还说到了屈原作品不符合儒家经典的观点，他在《离骚序》中说“多种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在这里实际上他就是直接批驳刘安对屈原的赞同，而认为他不符合儒家经典的规范。当然，班固也认识到了屈原作品的文采奇伟和对后来骚赋的巨大影响。总结起来，班固实际上就是严格按照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来分析评判屈原和他的作品。

无论是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还是在当下，研究屈原的人们都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无法跨越这样一个人，那就是东汉的王逸。他的《楚辞章句序》推衍刘安之说，和班固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论辩。王逸不仅写了《楚辞章句序》还为屈原的几部作品分别写了序，包括《离骚经序》、《九歌序》和《天问序》、《远游序》等，对屈原的作品进行分别解读。在他的解读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遵从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但他从屈骚作品中找出与儒家经典《诗经》的相同之处，来为屈骚辩护，更进一步的是他将《离骚》提到了“经”的高度。而且，他的解读都是一种政治性的解读，他分析了屈原各个作品中都表现出来的屈原对当时政治的心态，可以说王逸是真正贯彻了“诗言志”的思想。

总结起来，两汉大一同对屈骚评论的影响主要是在下列几个方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给屈骚平炉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大一统还使得统治者对思想的统一和控制得以加强，而这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正好为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供了话语权，同时三纲五常的观念也使得那些极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知识分子，对屈原爱国却又不对君主愚忠的言行有一种很矛盾的态度。在中国古代注重主体批评的环境下，对屈骚的评论主要也就以争论屈原本人的言行是否合乎儒家礼仪来展开了。在这中间，由于各个人对儒道两种理论的接受有程度的不同，由于人生阅历际遇的不同，由于对君主忠诚敏感度的不同，导致了对屈骚的评论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

而这种复杂情况，一直到梁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才得以解决。刘勰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解决了两汉评论家对屈骚与儒家经典的关系问题，说：“观其骨鲠所树，肌脂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