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西蒙诺夫著《生者与死者》

这些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部分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灰皮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青年。

　　很多人提及这些“灰皮书”、“黄皮书”的时候，都会对这些书的精良翻译赞叹有加。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周克希是中年改行当翻译的，早年当过20多年的数学老师。“实在喜欢翻译，才在中年改行。”周克希对翻译的兴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小时候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我在印象中看过《落角》，我已经不记得从哪里来的了，甚至也不记得故事，只是还记得它的译文，那是相当清新流畅的译文，比现在许多翻译者要出色得多。能看出来出自当时的翻译好手。说起来，是像草婴的那种清新的文风。在那样的年代读到，心里觉得很愉快，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我才记得优美的译文。”

　　不少当年的文学青年，在若干年后还在庆幸当初看了那样翻译流畅、文采出色的作品，对他们一生的文学道路都产生深刻影响。这样精良的翻译作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的呢？

　　周克希提到的《落角》，其实不是草婴的个人翻译作品。1971年，草婴由于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成为牛鬼蛇神，在干校种菜，住草棚。“某天造反派的头头突然要找懂外文的人翻译东西，于是找到了我。”草婴被叫到“翻译连”工作，所谓翻译连，一共有15个人，都是像草婴一样，从大田劳动中抽出来翻译苏联小说的，草婴当了他们的小头头，负责最终统稿。当时翻译连已经翻译出第一部作品《多雪的冬天》。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草婴他们对当时在干校里重拾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并没有多少美好回忆。“翻译的条件很差。最初只能在干校里翻译，找了一个最大的房间当工作室，是干校的集体浴室，最早的几本书是在那里诞生的。”因为是“牛鬼蛇神”，翻译家们被禁止看其他任何的外报外刊，只拿到需要翻译的那本小说，连起码的字典、工具书都没有。而且工宣队给的时间非常紧迫，往往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要在10天到20天内翻译完成。草婴直到今天回忆起那段时候，语气里还带着明显的不满：“我们说时间太紧没办法完成，工宣队的人居然说‘你们有什么好改的，上面写了热水瓶，你就写热水瓶嘛。’没有道理可讲，只能照办。”

　　对于这样苛刻的条件，翻译连只能想出对策，草婴称之为“可笑的办法”：“把15个人分成5个组，每组3个人。将一本书用剪刀拆开来，分成五部分，让大家分头看，然后在一起轮流讲书中的故事，让所有人了解整本书的故事，统一人名地名的译法。然后分头开始翻译。然后由一个人汇拢大家的译稿先通一遍，再传到我手里，我最后通稿。一旦完成，马上送走。”《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和后面的一些书，都是在这样“流水作业”的方式下完成的。

　　草婴对重拾荒废多年的翻译工作没有多少喜悦心情：“其实在那时我真的愿意回去种菜的，这样的翻译工作很繁重，精神很不愉快。”唯一让他高兴的是，后来实在因为翻译工作不方便，翻译连被提前调回上海继续翻译作品，翻译家们得以回家与家里人团聚。这恐怕是“文革”期间翻译连的经历带给他的最好回忆。

　　事实上，“翻译连”的经历之所以让草婴这些翻译家印象恶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高压下机械化完成工作，犹如“翻译机器”。翻译家荣如德也是“翻译连”一员，参与了《多雪的春天》、《爱情故事》和非洲史的翻译。“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这些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正因为这么强烈的“机器感”，使翻译家们即使离开田间地头从新做起翻译工作，也从来没有重拾老本行的快乐。草婴说：“首先选定这些书就是我毫无兴趣的课题。”草婴在文革前的本行是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文革后，他花20年时间译完《托尔斯泰》全集，这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在他看来，《落角》、《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作品都“没多大意思”，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比起来距离实在太大，让人提不起兴趣，完全是在被迫的条件下无可奈何地翻译出来的。“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确都不那么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心很痛。”

　　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本文参考了陈丹燕女士《白皮时代的往事》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