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养病为由，实际是回家开展农民运动。在这部作品中，毛泽东通过组织韶山农民与成胥生为首的当地官绅一次次斗争，看到基层农民的落后、胆小怕事，但农民希望能改变命运，他们虽对地方官绅憎恨，却敢怒而不敢言，使毛泽东看到农民必需要组织起来。毛泽东刚回韶山，遇上团防局长成胥生把叫花子当过激党试枪，毛泽东以此为契机，组织农民为叫花子收尸。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剧作《安提戈涅》，也描绘了一个收尸的故事，安提戈涅冒死为兄长波利尼斯埋尸祭奠，被克瑞翁抓获并处极刑。毛泽东在成胥生的几十条枪口下冒死收尸，把叫花子送上山。不同的是，《安提戈涅》中是妹妹为兄长收尸，毛泽东收的尸与己无关，他收尸是出于人道，是善良本性，同时也是利用收尸巧妙唤醒农民在欺压中逐渐泯灭了的人性，使农民认识到团结起来的力量。安提戈涅冒死为兄长波利尼斯埋尸祭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毛泽东以智慧为他人收尸，赢得了这场人性苏醒的胜利。
通过为叫花子收尸送葬，农民感受到团结起来的力量。毛泽东组织农民与成胥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展示了毛泽东领导农民要求人权、追求民主，掌握政权为人民做好事等一系列的早期思想形成过程，体现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善于思考，与常人不同的聪明才智，也暗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青年时代就在实践中有所萌芽，已成雏形。
毛泽东打赵恒惕的牌子办夜校、改选教育会，以广大农民的联名状破解成胥生及少数官绅的联名状等，无不体现了毛泽东的聪明才智。毛泽东在与成胥生的每次斗争中，发现没有枪的被动，这不能不说为以后真正形成和实施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作了铺垫。虽然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的形成是1927年之后的事，但1925五年的毛泽东，在与成胥生的斗争中，看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重要性。这段时期的毛泽东，和当时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还应当是一个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的共产主义者，作品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点，有分寸地体现我党的早期民主思想，生动刻画了毛泽东在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领导农民和小知识分子向一切不民主的黑暗势力作不懈斗争的历程，摒弃说教，用形象和故事说话，突显了作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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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长篇纪实是以小说的手法进行叙述的，因而非常好读，同时也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伟人毛泽东真实的艺术形象，和他身处平民时期的真实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