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人语

朱湘书信集出版

1928年2月6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的诗人朱湘（1904~1933）给远在万里之外的夫人刘霓君写了第一封信。其时朱湘已与霓君结合三载，爱情结晶也已有了两个。信中除了称谓“霓妹，我的爱妻”明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倍感温暖和亲切。此后，朱湘致霓君的“情书”源源不断，每信均郑重其事地编了号，至翌年8月，共得106封，成为朱湘与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

谁能料到，仅仅五年之后，已经回国并曾任安徽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的朱湘，因失业和家庭关系日益紧张等众多复杂原因，于1933年12月5日清晨在安徽采石矶附近投江自沉。寒江冷月葬诗魂。朱湘之死，成为当时中国文坛轰动一时的悲剧事件。

朱湘不到30岁就撒手人寰，是继徐志摩“云游”之后中国新诗坛又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新月诗派”的又一个不幸。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湘到底是不是“新月诗派”（注意，是“新月诗派”，不是“新月社”，“新月诗派”是更为宽泛的）成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有不少朱湘研究者，包括亡友吴方兄在内，都认为朱湘曾与徐志摩交恶，也没有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并非“新月派”诗人。但我觉得，既然朱湘几乎毕生致力于新诗格律的创建，一直与闻一多互为呼应，既然朱湘又为“新月派”后期机关刊物《诗刊》撰诗包括十四行诗《悼徐志摩》，既然闻一多“高足”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也入选了朱湘的诗作（新月诗派名家荟萃，似无必要再硬拉朱湘充数），就不应把朱湘排除在“新月诗派”之外。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他的诗朋文友纷纷撰文指责社会的冷漠和不公，到了90代初,我的朋友秦贤次和王宏志还编了一部厚厚的《朱湘怀念集》在台湾出版。然而，朱湘是特别的，他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在清华学校求学期间就与“校规”格格不入，不仅仅在于他负笈美利坚并不以文凭、学位为重，更在于他孤傲、偏激、敏感，为人处世决不苟且，一言不合就拂袖而去。生活潦倒固然对诗人造成很大的戕害，但“个性即命运”，朱湘这种狷介不阿，孤高自赏，既不见容于当时，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不能见容于当今。朱湘早年同学梁实秋甚至认为，朱湘之死“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起大部分责任，社会之”冷漠“负小部分责任”。（《悼朱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