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对未来武侠小说发展持低调的金庸在另一场合明确指出:武侠小说反法律只限于文本，是不能运用到实践中来的，它看起来是一个浪漫美丽的世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理想的社会 ⑥ 。这也是金庸及其同时代的武侠小说与西班牙骑士文学的根本区别。中国的武侠小说不同于西班牙的骑士文学，长期以来是被作家和读者当作一种精神性、消遣性的通俗文类进行创作和阅读;而16世纪的西班牙作家则是带着“以毒攻毒”武侠小说的动机从事文学创作的。所以，中国的武侠小说在过去的一千余年的演变中代有佳作，超过了骑士文学所走的路而一直绵延至今 ⑦ ;即使在金、梁、古之后还有温瑞安、黄易等人，在不断的变化中求发展，寻找新的开拓。随着西方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作为一种本能的反抗，中国文学的怀旧情结也将日趋强烈。而武侠小说恰恰是宣扬英雄精神的，它将这古典形态的精神气质“保存”至今天，是这种怀旧情结的最浪漫的形式。它所流露的对传统无尽的依恋之情，可提醒每一个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前人的世界”（雅斯贝尔斯语）尽管在物理形态上已属过去，但在精神世界上它却将永远自足地存在，并对现代人类整个精神文化生态起到积极的协调沟通作用。尤其是在港台地区，经历了半个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武侠小说的兴盛不仅是对大陆母体文化的认同，更昭示了中国文化生存的丰厚沃土与强大的生命力。它所展现的那古风淳朴的生存图景，那份将传统理想作诗意提纯并升华的飘逸美丽，不正是对栖身“海外”的漂泊孤寂的现代人心灵的一种莫大安慰么?倘若据此立论，武侠文体的艺术潜质不是已被挖掘殆尽，而是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何以能够得到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那么，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武侠小说来说，它到底需要在哪些方面寻求超越和突破呢?这当然是比较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1）最重要的，首先还是观念转换。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类，自古有之，从传奇、宋白话、明清儿女英雄小说、晚清侠义公案小说，到20世纪新武侠小说、现代主义武侠小说，它已形成了自己一套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运行系统。但它在“五四”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排斥，大陆尤其如此。一些作家往往视武侠小说为末技，不愿涉足。即使从事武侠创作，也不肯用真名，惟恐有伤大雅。另一方面，武侠小说尚缺乏作为大众文学应具的艺术想象力、有的往往又有意无意地按雅文学机制运作，结果使写成的作品不伦不类。这与港台及日本、西方往往是一流作家从事武侠小说（日本称武士物语，西方称骑士传奇）或大众文学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缺少优秀作家的介入，仅以对他人或前人的模仿和改编来取代富有个性的创作武侠小说是不可能实现质的突破，只能在现有水平上重复和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