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金庸的成功不能单纯归因于武侠文类，而是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首先，金庸是个报人，对社会需求具有敏锐的感知，能迅速而准确地捕捉商机，这种敏锐性正是商业社会中大众通俗文学得以畅销的第一要素。其次，金庸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的作品渗透了自己强烈的政治理想抱负和对社会历史的洞烛，从而使小说具备了为其他作家所无法拥有的深度。而他的家族渊源和从事外交工作的志向，又使他具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纵览西方文化的开阔视野。几方融汇，成就了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大家之作和大家气象。总之，“正是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像力，三者合一，方才造就了金庸的辉煌” ③ 。70年代，当梁羽生、金庸的创作风头正健之时，台湾的古龙异军突起，标举起“求新、求变、求突破”的旗帜，成为当代武侠小说史上最具个性的作家。古龙于60年代初进入武侠文坛，在《武林外史》、《铁血大旗门》等作中始求创新，至70年代达到高峰。从形式上看，他把西方现代文学叙事规范引入武侠小说:重视对西方小说模式的借鉴和引进（如《楚留香》几乎就是一部侦探片的蓝本，《白玉老虎》则有着间谍小说的叙事特点），通过刻意的夸张与渲染，烘托营造神秘怪异的气氛，并用悬念诱发读者阅读的兴趣，在悬念的推展中， 各种力量相互冲突，构成情节的演进;语言上追求欧化，简洁利落，具有强烈的现代气息。而其作品的散文化、诗化形式和影视化倾向，又使古龙的小说不再像传统的武侠小说那样以情节取胜，而是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独特的审美功能。另一方面，形式上的现代化，还促使古龙的小说观念和规范发生整体性的变革。与传统侠义小说担负沉重的教化功能不同，古龙更自觉地将武侠小说当成现代消费文化的一种产品。他抛开所有历史环境与时间限制，仅凭感性的笔触直面现实人生，探讨在纯粹的人与人交往的状态中人性是如何展开的，从而创造出一个现代神秘的浪漫主义艺术世界。他笔下的人物也不仅是带有传统“儒家救世主”色彩的侠，更是一个“自我表现型”的浪子，有着现代人内心的隐秘痛苦和真实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文体上的创新都只涉及到古龙小说的“外壳”，那种洋溢着现代主义的浪漫精神，才是古龙小说真正的“内容”。尽管在如何将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及武侠小说这种通俗文类结合等问题上，古龙的创新尚嫌生硬，未臻理想，但无论如何，他的尝试对打破当时武侠创作单一僵滞的局面，推动思想和艺术的革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在古龙身后，出现了丁情、温瑞安、陈青云、柳残刚、上官鼎等一大批古派传人。甚至连与古龙最不投契的萧逸，他的创作（如《西风冷画屏》）也多少有一些古派套路与形式的痕迹。古龙自然也就成为现代主义武侠小说流派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