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时代，武侠小说的情况当然极其复杂，无法于此备述。但作为继晚唐之后武侠小说的第二次高潮，它在充分发挥通俗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的同时，又融入传统的人文内涵，显现出作者意欲超越旧武侠模式，努力创造既符合现代大众口味又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乌托邦神话的良苦用心。这不仅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使之从较低浅粗鄙的地摊文学上升到具有一定艺术文化品格的大众艺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中国文化在新学进入的百年激荡后要求进行文化改造的自觉。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有两条线索:占据中心地位的“雅文学”与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边缘叙事即“俗文学”。从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这两种文学呈“双峰并立”之势，仅“旧派武侠小说”便大约有一百七十多名作者，六百八十多部作品 ① 。然而此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禁忌，武侠小说在海峡两岸趋于缄默:大陆将武侠小说视为毒草，一举斩草除根;而台湾对武侠小说也毫不容情，多次以“暴雨专案”的形式予以全面取缔。而50年代以来的香港新武侠小说是大陆大众通俗文学的“香火”在海外的延续，它以极具生命力的创作实践，弥补了“五四”以来主流雅文学单线发展的缺憾，向我们阐扬了边缘叙事的合法性，使备受贬抑乃至一举被斩断的俗文学源流重新得以彰显，维持了文学生态的平衡和良性发展;同时，它还继承、发扬了传统文化中自《庄子》、屈赋、《山海经》、《西游记》、《聊斋》以来的浪漫想象传统，使这一长期以来被忽略乃至被遗弃的资源得到了保留与发展。

当然，这样说是非常笼统的。其实同样是金庸时代，武侠小说也因时因人而异，在不断嬗变。从历时性角度看，50至80年代，武侠小说的创作从承继传统日益走向开放、走向现代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影响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