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为史学界所认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参与的，许多为论者所称道的“农民领袖”就是游民。我们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见，就在于这些论者把所谓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理想化了。他们无限夸大“农民战争”的意义，把这些往往是为了求生存、向往“变泰发迹”的、带有很大盲目色彩、从而大多成了改朝换代工具武装暴动与近代有着明确理想目标的政治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等同起来，赋予了这些战争并不具备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会之中以游民为中坚的农民造反运动是缺少理性自觉的，更没有先进意识形态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们（除了极个别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袭的职业秘密传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图存为目的的，他们的活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数连是否推翻现存朝代这一大目标都不甚明确。他们实行政策、策略也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降”与“反”之间变来变去。他们的变化反映了在求生存过程中的种种努力。因为所谓“农民起义”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标的运动，所以谈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因为人们不可能背叛本来不存在的目标。

 第二，当造反队伍的力量日益壮大，能够吸引游民知识分子（有的以游民为中坚的造反活动，一开始就有游民知识分子参加或策划），甚至有了主流社会的士大夫加盟入伙，他们成为造反军的“谋主”。这时造反者便逐渐向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目标努力，在这些“谋主”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反映大多数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数人需要，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