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是多么可悲！走笔至此，我对吴晗先生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责备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有迎和时风的意思（当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逃脱了被迫害而死的结局）。

吴晗 先生这种观点在历史界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0年所发表的《论朱元璋的蜕变》（作者陈梧桐，见《明清人物论集》），还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军中肃然”（《明史·太祖本纪第一》）的严肃军纪的行为视为“保护地主生命财产”，从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欢迎”。自然这也是“背叛”论的根据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时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当然这更是“突出蒙汉的种族、文化差异以掩盖民族压迫的阶级压迫实质”，“彻底阉割反元的阶级斗争内容”（所引皆见《论朱元璋的蜕变》）。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很难接受一般的常情常理检验，例如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得益，而是当时社会中绝大多数愿意过正常生活的人们都得益，怎么就只受“地主富豪的欢迎”呢？难道两手空空的人们就希望兵来之后乱杀乱枪乱烧吗？至于两手空空的人们怎么生存那是需要其它政策解决的问题，例如无主土地谁种则收入归谁所有等。至于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批判更是荒唐，朱元璋要向谁夺权？不是“地主富豪”，他们手中也没有什么权。那些汉人和南人中的“地主富豪”也受着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压迫。朱元璋要从蒙古统治者的手中夺权，自然要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

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运用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和“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来评论和解读历史，上述这些论点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观点，然而，在这里再次提出这些问题，意在对流行了几十年的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观点做些讨论还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