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元璋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者，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那是不分贫富和原来的社会地位高低的。真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啊！广大老百姓处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对于不搞滥杀的“仁政”的渴望的强烈，可以想见。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第二年，在他初步摆脱对郭子兴依附的时候，便理解到这一点，他确定以汉高祖刘邦为效法的榜样，不乱杀人。后来他行军打仗都注意军纪，为自己树立一个仁者之师的形象。这种作法也为自己最大限度地争取各个阶层的人物。

 其三，朱元璋出身贫寒，懂得“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非常注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努力实现儒者朱升关于“广积粮”的告诫。龙凤四年（1358）朱元璋任命康茂才都水营田使，命令他负责兴修水利，并分巡各地，在其占领区内修复和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物质条件。朱元璋还推行屯田军垦，开放无主田地，后来还一度实行土地谁种谁有，这些不仅为其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粮，而且提高了其所统治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为实现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其四，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朱元璋礼贤下士，网罗大批的儒生才士；对于老百姓则贯彻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原则，改变“山大王”短视作风，建立可以取信于民的政策和法制，这是有利于“挽颓风立纪纲”的，克服元末政治窳惰腐败、政风疲软的亡国气象。

 上述四项是基本点，也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规则，当然也还有一些只能实行、不能与外人道的“潜规则”，这在为打天下作策划的策士们思想上表现特别突出。如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的一些理论，但是它们多体现在战术和策略上。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都是一些常理常情，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地方，所谓“王道本乎人情”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在以宗法制度和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社会中，它就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一些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也不算错，因为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地主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无论从空间、时间上，还是从利益权利上很难截然分开。它又在自然经济下是政治学原理与政治操作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中国古代文明是发展得最成熟的农业文明，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地区的农业文明中诞生过如此高水平的政治和军事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