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这个词发明的多好，很实际，它也没有预先设定“神”到底有没有，只是用他来教化百姓，这有益于人心的安定，社会的安定，能起这个作用就可以了，不必考虑神是否存在。可是把一切都工具化，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因为神如果彻底地沦为工具，那么统治者能用，被统治者、甚至造反者也同样能用，而且，使用得决不会比统治者逊色。当然统治者只肯定自己的神道设教，认为自己的“神”和“道”是正宗正派，造反者的“神”和“道”是邪支邪派，他们的“教”，自然就是“邪教”。

被历史学家们确定为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秦末陈涉、吴广的反秦斗争之前就使用“篝火狐鸣”和在鱼腹中放入“大楚兴，陈胜王”的布条。当然，这还只是运用带有神秘色彩的异兆与谶语，还没有正式地建立起“教”来，它所起的作用也只是一时的鼓动作用。后来在民间社会逐渐形成与主流社会不同、甚至相对抗的秘密宗教。自东汉解体、黄巾暴动被消灭以后，似乎民间一直活动着一些职业的秘密传教人员，他们近于巫婆神汉，但与巫婆神汉又有不同，差别就在他们比巫婆神汉信仰单一一些，并具有流动性；巫婆神汉一般是在本乡本土活动。这些职业传教人员有时公开，似乎是主流社会认可的某教派的信徒，有时又好像在地下传播着不为统治者允许教义。这些人又有些类似主流社会的文人士大夫，如果说文人士大夫是把主流社会串联在一起，把本来极有可能分散割据的中国串成大一统的中国，而这些职业传教者把贫困的、哀告无门的、对现实充满愤懑的人们串联到一起，使他们形成一股对抗主流社会的反叛力量。

专制社会只有政府是有组织的力量，人民是分散，除了家族组织以外，他们是无组织的力量。中国小农的特点如历史学家 孙达人 先生所说是“小”（生产规模小）“少”（财产少，一贫如洗）“散”（居住分散，与人很少往来）。这种农民是名副其实的小农。游民则更是散漫的无归的。他们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统治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如果对此不满、想要反抗那是极其无力的。长久如此，必然郁积仇恨，早晚会产生造反的要求。当他们有了反抗的要求、又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时，必然产生组织起来的要求。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当时只有秘密宗教（游民组织的最高形式——秘密会社是较晚出现的）。而秘密宗教一直就有个松散的组织，那些秘密宗教的传播者就是把分散农民组织起来串联人。这种做法在汉末就出现了的，著名的黄巾起义就是利用太平道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张角兄弟最初就是职业宗教传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