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法实施背景下的“自愿离职再上岗”与剥夺了劳动者补偿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实质是对劳动者产权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是新法背景下劳资契约的重构。这种为回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进行的劳动力产权“赎买”，其实是从反方向实践了新劳动合同法的新规，提高了劳方对资方的谈判能力。

　　其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本身，并不说明立法者愿意看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从此出现大面积的“准铁饭碗”。相反，立法者的本意可能在于，在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强势资方对劳方的道德风险。甚至可以说，新劳动合同法的最大变化是在实质上要求无论任何劳资关系，资方都应公平地对劳方进行经济回报和补偿。

　　应该说，这比修订前的劳动合同法在实践中形成的“强者通吃”情况，要进步很多。

　　无可否认，中国经济改革至今，我们拥有了一个或多或少接近自由经济的市场，却远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须具备的健全的“经济社会”。而即将于明年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无疑为中国建立一个健全“经济社会”打下了一棵新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