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辨析

　　首先，如果曹操真的“凄怆”，按照逻辑，他应当说“我不该负人”或“天恕我负人”，而不应该马上搬出理由来“很勉强地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一个辩护”，以便“自我安慰，自我排解”（上册第15页）。即使搬出了理由，面对悲惨景象，也应该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宁有此乎？”表达震撼、惊悔的情感。遗憾的是，他没有顺着逻辑说，而是不合逻辑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这意味着，他是否真“凄怆”，值得怀疑。即便是真，这种“凄怆”也没有延长到他开口说话那一刻，只是瞬息即逝的情绪，也应该着重指出。不加分析地肯定“凄怆”为真，并特别强调，是武断，是回护。

　　其次，如果曹操那句话是“就事论事”，“人”是“特指”被杀的吕氏家人，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他应该说“宁我负尔众，毋尔众负我”，而不是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尔众”指你们，是《尚书·盘庚》已用过的词：“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公元178年至180年曾回家乡闭门读书一两年，后来又以“能明古学”拜为议郎的曹操，应该知道使用这个词 （出自南朝刘宋人范晔之手的《后汉书·马援列传》所引东汉马援 《诫兄子书》也已使用“汝曹”一词，但因无法确定所引是否照抄原件，不取。如出自原件，曹操更应该知道用）。

　　如果一定要用“人”来特指某些人，那么，他也应该遵守语言习惯。一种办法是，在语境中表示“人”是特指。如《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因为第一个“人”字与“大人”相对待，所以赵岐注、孙奭疏都认为第一个“人”字特指“小人”。又如《东观汉记·城阳恭王祉传》：“岁馀，遭旱，行县，人持枯稻，自言稻皆枯。”因为“人”字前有环境限定，“人”字后又有行为说明，所以，“人”特指灾区“持枯稻”的人。曹操那句话中的“人”字既无对待，又无限定、说明，怎么能判定它是“特指”？

　　另一种办法是，让话语下隐藏一个可以证实的背景。比如，一个人打另一个人，有人来制止，打人者说：“我就是要打人。”这句话中的“人”字如果特指被打的人，就暗示着打人者有打人的特殊理由，不是被打者犯了错，就是打人者熟悉被打者，知道他一贯坏或与他有宿怨。否则，就只能说这句话中的“人”是泛指所有其他人，这句话也道出了打人者的人生信条，是他为人处世的猖狂宣言。吕氏家人既未犯错，曹操又不熟悉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一贯坏，更与他们无宿怨，怎么能用“人”字来特指他所杀的他们？所以，判定曹操那句话中的“人”是“特指”，根本不符合语言习惯，实在牵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当时，不管“凄怆”是真是假，曹操都马上用坚定的人生信条抑制瞬间失态或瞬间“作状”，以支撑自己，鼓励一同犯案的他人。这是我从孙盛《杂记》等文字描绘的现场所能读出的最好结果。

　　再次，如果认定天下所有人都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人生信条，并身体力行，“都是像曹操那样做的”，那么，就应该承认，在那种人对人是狼、只奉行丛林法则的世界里，只有强者和弱者之分，没有君子、小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真小人、伪君子之辨，更没有道德、“天良”、“善心”等观念。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谁说出了上述人生信条感到惊奇，认为他“坦率”，“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也不会因为谁说了“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这种相反的话上当受骗，认为他是“正人君子”，或觉得他虚伪，只会将他当成说胡话的疯子。只有肯定世界上还有不信奉并坚决反对上述人生信条的君子存在，肯定他们对信奉那种人生信条的人构成了压力，我们才能进行君子、小人和真小人、伪君子之辨，谈论道德观念。才能站在君子、道德、正义的立场上，从容易识别、能及时防范的角度，肯定“真小人”比“伪君子”要“坦率”、“公开”，要好，有“过人之处”。但是，即使如此，也不会认为所有“真小人”都比“伪君子”为恶程度要小，更不会因为“真小人”坦率就欣赏他的作恶行为，为他“坦率得可怕”大唱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