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狗爸爸》中，“我”和爸爸的关系甚是亲密，和母亲的关系很疏远，现实生活中，你和父母的关系是怎样的？和你的家庭关系怎样？家人怎么看待你写的一些颇有些惊世骇俗的故事？父辈们会觉得难以接受吗？

卫：我与父母的关系很好，这几年随着我满地球的游走，情感上成熟了不少，与家人的交流沟通越来越融洽。特别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比如2000年公众惊涛骇浪般的指责，比如这次骨折昏迷20多天，都是父母救助了我。

我父亲看过《上海宝贝》后没有任何评价，之后再也没看我其他的作品，我母亲则从来没看过我任何作品。我觉得这是明智之举。

问：从《上海宝贝》到《狗爸爸》，你的创作风格有很大的变化。《上海宝贝》中亨利·米勒的痕迹早已不见踪影，能找到的只有《狗爸爸》中有的宽容、谅解以及自我的确认。这是你的蜕变吗？这个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什么事情发生让你发生转变，并在你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影响？

卫：是，你讲得很好，《狗爸爸》中确实有“自我确认”的成分，带着一种坦然与自信。至于这种蜕变是如何发生，我想从2001年起在欧美的生活给了我巨大的思想空间，特别是在纽约包罗万象的文化浪潮中，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起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定位，以及我们的传统文化背景在我身上的烙印，这种烙印在中国时被掩盖了，但一离开中国却清晰无比地显示出来。在中国时并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一离开中国，我的视野却豁然开朗，在纽约我爱上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古老的佛学智慧。

在纽约，我也遇到了几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人，我的上一本书《我的禅》就反映了这些，是我至今为止最有自传性质的作品。

问：《狗爸爸》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关于找寻丢掉的爱的故事，你自己试图通过这个故事找寻什么？

卫：我试图通过这个故事与我的读者一起见证一段成长。我与我的读者经过漫漫十余年的历程，都在改变与成长。

问：这部小说是你的封笔之作，以后不再写小说了？

卫：封就封了。

问：不担心自己创作的才华随着“封笔”也渐渐褪去？

卫：不会。

问：要封笔了，对一直关注你的读者说些什么吧。

卫：8月的上海书展即将到来，如果他们恰好有空，可以在书展上直接见到我，和我聊聊。

时间：8月19日下午2~3点，地点：上海世贸商城。

“上海与纽约是我的转变与奇迹之城”

问：在博客里，你写道：“刚到纽约的第二天，9·11发生。我陷入更大的精神危机。”你提到的“更大的精神危机”是什么？

卫：2000年因为国内的禁书，我面临四面楚歌，失去了作家的身份感。而2001年到了纽约，第二天就是世贸大厦的被炸，那种不安全感与不稳定感严重地影响了我，似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没有我卫慧的立脚之地。至于内心的平静与灵魂的超脱，似乎就是永远的奢望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更大的“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