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教材总会有漏洞，就像杀毒软件，需要不断打补丁”。谈到这套教材的缺憾，薛川东提到，他们曾经很想收入一篇记录牛玉儒的报告文学。但是苦于找不到成熟的本子，不得不放弃。

上世纪60年代的焦裕禄，涌现出来后很快就进入了教材。相对比之下，薛川东说，像牛玉儒这样勤政为民、鞠躬尽瘁的当代好干部，当然也该进入这次语文教材，这是个遗憾，也让他们感到很惭愧。

语文教材要有一条新的“生路”

这个北京版语文教材，实际上早在2002年左右就开始着手编写，在四五年的编写时间里，经历了3个阶段。

最开始时，是在2002年左右，顾德希(北京四中特级教师、北京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薛川东等人萌生了一个意愿，想在北京市搞一套思路不同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当时还有四五个“志同道合者”，出于个人的兴趣，带着一种“玩票”的想法，也都参与进来。

“开始就是想做个试验，也没跟有关部门打招呼。我们几个老同志也可以说就是玩一玩吧。”薛川东说，他们教了多年语文，那时就感觉，语文可能要有一条新的生路。之所以有这个感觉，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出现，解决了他们过去很多不敢想的问题。

在2004年左右，顾德希、薛川东他们从教育部直属的中央教研所拿到一个课题项目，名字就叫作“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试验”。

2006年，刚好赶上北京市教委要选用两套高中语文教材。这个项目通过了评审。前期的试验版本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经教委批准，在北京市少数几个学校试教。

中青年编委影响很大

主要编写人员有十四五位，全部编写组成员则有20名，其中包括大学教授和中学特级教师。薛川东说，当时能请到的专家都请到了。

编委对自己负责的部分推荐篇目，一般一个单元在40篇左右。但最后实际使用的不到20篇。就是说，一半的候选篇目要刷掉。

同时，相对于北京市此前使用的“人教版”语文教材，北京版的要力求出新。“原来的老篇目一半要换掉”，主力编写人员在编写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这个目标。有时候，编写小组撤下老篇目，只是为了给新篇目让路。

被称为“北大三东”的北大中文系中青年教师高远东、吴晓东、孔庆东，都是参与了这次教材编写的成员。

薛川东认为这次教材改动，完全可以用“前卫”二字来描述，因为必须要有新的东西，必须和生活的时代更接近。他特别提到了青年教师对这次编写教材的贡献。“北京大学在研究方面的前瞻性很强，青年教师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

北京版语文即将在9月1日进入高中课堂。这个编写小组还在随时观察，是否有相应的新作出来，以便将来补入。只不过，纸质的教材修改起来没那么容易，因为每修改一次，就需要走一次报批、审查等程序，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