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与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扔下我一个人。当地人民政府特别关怀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各个方面照顾我。1959年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我住在离保亭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那些年里修路、养牛什么都干。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外国女人非常关照，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公路工区的领导时常关心照顾我，问寒问暖，退休后我照样领到在职时的百分之百工资，还住进县城公路工区职工宿舍，当时宿舍紧张，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却让我先住。每当患病时领导特别关心，派女工专门照料我。“文化大革命”时我怎样了？还好。红卫兵知道我是外国人，对我还算客气，没有动我。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在韩国我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饱受屈辱的女人，大家像对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再则我年老多病，工区领导连棺材也都为我准备好了。我也已经按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了几套寿衣，我已无后顾之忧，死也无所谓了。我只祈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