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仔和菲律宾妹仔。我们被逼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晚上接客，白天也接客，当然晚上客来得多，来的都是日本军人，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除此之外，我们每月都要轮流一次外出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10个或10多个姐妹。每次到兵营的两三天中，接客更多，有时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连来月经时也要接客，由于不停地性交，姐妹们个个都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马上就强迫姐妹们再去接客。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妹仔染上性病，下身溃烂臭气难闻，这时她的床位挂上红色的牌子，日本军士才不敢靠近。但有不少姐妹，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造成终身残废。

　　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军用军车把我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住进红沙墟旁边的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日本军队强迫民工盖起来的，里面共住有52个姐妹，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而日本女人则安置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里。在这里我们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军人，动作稍为慢了点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接待这种人只好随他摆布，搞得你死去活来，也不敢得罪他。偶尔也会遇上一个良心没死的日本军人，他玩得开心，事后还会悄悄给你塞上10元钱或更多一点日币。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了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是照样还得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在我床上挂上红牌，我才得到休息和医治，我真感谢他暗中保护我。可是不久，经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恋人的消息。金管事与我的恋人来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恋人到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就战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日军就又强迫我接客。如此残酷的折磨，不死算我命大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日本人就弃下我们不管了，个别生病体弱的朝鲜兵也被丢下了。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三亚市郊的荔枝沟。那时，每天我俩靠刈草卖维持生活，虽然经济收入少，生活清苦，但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自由地生活，比起昔日在日本人慰安所中的日子，真是有着天地之别。我和石建顺共同生活了7年，虽然没有一儿半女(在慰安所时身体被搞坏了)，但那段生活还是很美好的。